三、多元文化下的台灣文化主體性
台灣文化思潮的轉捩點以1987年的解除戒嚴為分界，1980年代文化、藝術領域的新生代知識分子返台風氣盛行。台灣的文化生態在政治解嚴、社會新興運動增加，還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自由風潮引進綻放、媒體傳播更加開放的前提下，走向多元開放的格局。文化思潮大量引進人文、社會科學各方面領域的元素，也開啟了“後現代”的發展歷程。
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並行的趨勢中，90年代台灣整體的大環境強調迎向世界、族群融合、性別平等、感官開放、生態關懷、文化觀光、網絡傳銷……等現代文化議題。文化活動的實務強化了振興經濟、發揮創意的元素，文化產業也成為兼具文化、政治、社會、經濟意義的跨世紀服務性的熱門產業。
今日的台灣文化是幾百年來融合多元異質的文化而成。學者許倬雲借用考古學文化層位的觀念，解析台灣文化為多層文化層的疊壓，這些多元性涵蓋原居民文化、閩粵地區的中國常民文化、日本近代文化、中國近代城市文化與近代西方文化。
有學者認為，所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以及“傳統性”與“現代性”兩組範疇，於本質上並非完全一致，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分子心目中，兩者的重疊性是極高的，他們多半認為“中國的”即等於“傳統的”，而“西方的”就等於“現代的”。而台灣文化因為其特殊的歷史與地理背景，而呈現多元寬廣的包容性，在多元綜合的文化元素交互影響中，中國傳統文化是根基。
因此，台灣的文化基盤是滲透浸足了中國文化精粹的中國庶民文化，此文化基礎十分深厚，而且已經長久滲入人心。故台灣社會之基本性質同時兼具有“中國社會”、“後殖民社會”、“獨立社會”三層表徵。
就歷史發展而論，台灣社會之建立雖自始即為一殖民社會，歷數百年之久，其倫理之性質所以表現出明顯而頑固的“中國特色”，未於殖民之新環境與經驗中，建立足以改變其舊有特點之新的性質，中國社會之人文本位精神與家族倫理價值觀念之深植，固是主因，此與其他華人殖民社會相似。
雖然1949年後在台灣執政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國民黨提出“三民主義”、“復興中華文化”等政治文化與符號，但隨著威權轉型與本土意識的抬頭，晚近十餘年來，“去中國化”而強調台灣本土化的思想盛行，加上全球化浪潮侵襲，歐美文化影響台灣既深且廣，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台灣的衝突與融合中成為台灣文化史的主題之一，台灣文化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與刺激也進而直、間接地影響台灣文化的啟蒙、抬頭，助推了“台灣主體意識”的出現。
四、台灣文化的“主體”與“本土化”迷思
“台灣主體意識”指的是一種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觀點，反映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住民對自我身分和所處實況的“認同”；它也是動態的、可變的、開放的，重視“住民自決”的過程及信念的一種文化表現。大約自蔣經國主政晚期開始茁壯，而“台灣主體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更如火如荼地展開，“台獨意識”更是被大力提倡。在70年代末期，鄉土運動最後轉變為本土化運動，它以台灣取代中國成為本土或鄉土，由此展開全新的文化方向。
台灣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斷裂，都因發生於戰後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脈絡中而為之加強。歐美文化讓台灣的文化發生重大的變化，其中對台灣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美國文化，無論是學術、思想、教育、技術、生活方式、藝術、價值觀念、語言等方面，台灣文化四十年來“美化”的程度，至為明顯，不免有淪為美國的“文化殖民地”之譏。
在台灣談到“中國文化”，有人就會義憤填膺，導致有時一般的兩岸文化交流與展演活動被迫背上了“原罪”，新課綱的內容爭議自然不在話下。然而在推展台灣文化活動時，又會發現越是追尋本土(indigenous)，反而越是中國，包括歌仔戲文化，也難說與來自中國的傳統戲劇毫無關連。
即使現代的文學作品，也難全擺脫五四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影響。這些矛盾需要我們去反省思考。當我們在提倡台灣本土文化的同時，不能衹做井底之蛙而敝帚自珍，應在用心發掘、創造本土文化的同時，也要敞開心胸，瞭解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如此才能真正促進台灣族群與文化關係的和諧。
五、台灣文化的本土化沙文主義取向
本土化(localization)的意涵，以台灣而言應該包括三點特質。首先，本土化是價值取向的觀念，而不是僵硬的意識形態。其次，本土化是強調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的價值取向，進而締造生命共同體的共識過程及其成果，如果將本土化視為僵硬的意識形態，採取排他性的價值取向，排斥接受其他觀念與行為，勢必造成更大的摩擦與衝突，不利台灣社會的融和與發展。再者，本土化應該是一股促進族群融和、深耕並激發民間的潛力和團結的力量，不應該成為狹隘對立的分化工具。
但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則強調台灣族群的優越性、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並企圖從大中華的影響中分離出來，形成台灣的主體性與自主性，故台灣戰後至今文化變遷的另一個面向就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抗衡。“本土”與“國際”的抗衡幾乎表現在戰後台灣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繪畫有國畫與西畫之爭、文學創作則有鄉土派與現代派之爭、宗教信仰則有本土宗教（如道教）與西方宗教之爭等，比比皆是。
台灣文化中潛藏大量而異質的文化質素，構成台灣文化中“多元主體性”並立之狀態，而與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單一主體性”（指政治主體性）支配其他主體性（指政治以外之主體性）之狀態，構成鮮明對比。近年來，在“政治主體”以外、各種以前處於沉睡狀態中的“社會主體”與“經濟主體”等紛紛甦醒，甚至在“社會主體”中的各種不同族群、利益、階級都在甦醒之後，企圖具體落實於公共領域之中，而使近年來的台灣文化處於多元主體並立而互相衝突之狀態。
由於台灣隨著民主化釋放出來的社會力，讓各種的不同利益、權力取向和價值觀，變得更加多元化、個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帶來趨同的世界生活方式，衝擊著台灣“獨特性”與“特殊性”的文化特色，這種危機，燃起本土化特色的地方意識的覺醒。
也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勢、氣候、風土等等自然的條件，決定了台灣文化發展的獨特性。台灣的人種與文化傳承極為複雜，由於是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交會之地，因而呈現豐富而且多元的文化景觀，因此對於倡導台灣文化者而言，台灣文化是生活在台灣島上的人與自然環境長期調適過程中，所形成而創造出來的在地文化。
對於台灣文化呈現出的“台灣經驗”特殊性，學者黃俊傑指出，台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本土化”有兩種不同的脈絡：第一是在“本土”相對於“西方”的脈絡中，以“本土化”作為“去西方化”的手段；第二是在“台灣”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脈絡中，以“本土化”作為“去中國化”的手段。
真正的本土化應該是以合作來取代對抗，以整體來取代個體，讓台灣的人民都能在一個生命共同體中彼此珍惜，相互感恩，共創和諧多元的社會。本土化應該是一股厚植本土力量、促進發展的動力泉源。因此，本土化的內涵絕不是要和任何區域或人群劃清界限，而是要在自信開放的基礎上，吸納文化精華。
文化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學門，它是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理論的工具，來探討台灣的當代文化問題，同時，文化研究並非周密、有條理的運動，而是由眾多議論、潮流和問題組成的概念群。因此，文化研究的顯著特性是：第一，文化研究是跨界研究；第二，文化研究所要分析的不衹是“文化”本身，還要注意研究文化的“媒介”，因為文化也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
“共同的文化”可說是近代民族主義的基本屬性，一個地方的人民基於分享了同一文化，從而能通過相當的語言溝通而無礙，此外，文化民族主義也包含了文學、教育，以及有時也包含了宗教。所以，當一個人認可了某種民族文化，那麼可以說，他便屬於這個民族、同時也擁有了其民族性(nationality)；因此，人們並不是一出生就是個民族主義者，而是經過後天的模塑而形成的，對於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與異化來說，不可不慎。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