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強調人類平等，新約挺身而出反對古代世界的主流，後者的主導前提就是自然不平等。事實上，新約彌漫著一股氛圍，令人欣喜地遠離了世襲社會地位所施加的未經反思的限制。因此，保羅頻繁提到“基督徒的自由”。這麼說不只是對猶太教律法的反對，也是一種完滿：完滿之所以可能，乃是由於他發現了一種先於世襲社會地位和角色的存在根據。這種道德氛圍也體現為，只要是出於侍奉上帝的要求，耶穌連家庭的訴求也會加以限制，儘管教會後來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往往更加溫和。
與晚期希臘化哲學不同，新約斷言有一種基本的人類平等存在。這種做法不再是脫離社會習俗的思辨，也不再像有時那樣，主要用來論證哲學家比地域性偏見更加優越。相反，新約與社會習俗的脫離，反映了個體自由對於某種道德回應的需要，而個體自由就意味著在上帝眼中的人人平等。耶穌堅稱，“上帝之國在你之中”。正如早期教會經常宣稱的那樣，這句話意在激起人們的道德回應，創造一種個體意志。因此，除了更早以前關於平等的思辨，新約還加上了一項互惠的義務，這義務就是“愛鄰如己”。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先前的著作《民主在歐洲》（Democracy in Europe）中認為，基督教的上帝觀念為個體提供了一種本體論的基礎。個體起初是道德地位，經過若干世紀之後又成了最重要的社會角色：“基督教信仰的內在性反映了這一點，它堅持個人意圖的品質比任何固定的社會準則更加重要。遵循規則（例如希伯來律法）的做法退居其次，讓位於受良心支配的行動。由此，基督教的上帝觀念為一種前所未有的人類社會形式奠定了基礎。”基督教的道德信念成了社會革命的終極來源，而正是社會革命造就了今日的西方。
在《民主在歐洲》裡，我提出了一種類比，以此理解基督教信仰究竟將什麼引入了這個世界。類比的對象是一種馬克思主義說法，也就是馬克思對於“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的區分。馬克思認為，一個階級能以對象化的方式存在，界定標準可以是收入或財產，但未必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階級。他以對比中世紀的農民與市民為例：市民就是“布爾喬亞”，他們在與封建特權鬥爭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階級意識。因此，我也將這種區分應用於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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