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將人性視為一種自在的類，並且試圖將其轉變成一種自為的類。因此，基督教的本質特征就是普世主義。它旨在創造單一的人類社會，一個由個體而非部族、氏族或種姓組成的社會。在基督教裡，個體與上帝的根本聯繫充當了衡量重要之事的關鍵標準。從定義來看，這種標準平等適用於所有人。因此，基督教深刻的個人主義僅僅是普世主義的另一面。通過引導其成員看到自己與最深層的實在（上帝）之間有一種聯繫，而且這種聯繫既要求也證明了所有人平等享有道德地位的正當性，基督教的上帝觀念也就成了締造人與人之間兄弟關係，營造人作為類的自我意識的途徑。”
這就是基督教信仰帶來的革命性的應許。
毫不誇張地說，這套觀念框架就是歐洲最初的憲制，早在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裡就能看到。奧古斯丁與保羅一樣認為，道德平等的信念為良心創造了一種角色，進而為任何社會團體的訴求設下限制。這種觀念也衍生出了某種二元論，區分了基督教對於社會和政府統治的思考，以及聖俗領域的不同訴求。它依賴於一種信念，即我們應該承認和尊重內在信念與外在服從之間的區別，而這樣的區別在古代世界既沒起過作用，甚至也不為人所知。
不過，如果說基督教信仰為個體作為道德地位和首要的社會角色提供了本體論奠基，那為什麼經過一千年以後才發展起來這樣的個體？我們不必感到驚異，因為也有許多別的原因在起作用。基督教孕育的道德直覺，必須在打倒那些與社會分工一樣古老的偏見和實踐之後才能發揮影響。反過來講，這就要求學習如何創造和保護一種良心的公共角色，最重要的是要打造一套觀念框架，用來批判現有的社會實踐。這項工程花了數世紀之久，而且經常陷入爭議、倒退和挫敗。我們已經考察過這段進程。
我們無須以為，這場進程總是擁有自我意識。雖然如此，教士當中那些傑出的心靈卻也堅持了一種觀念框架，哪怕是我所謂“精神分裂”的加洛林時代，古代與基督教在當時的思想和實踐方面產生了不穩定的混合。這套框架體現在加洛林時代一位教會領袖，裡昂主教亞戈巴德的一段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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