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特朗普最大的政治遺產是什麽 作者：褚鎣（廣州），華南師範大學講師，博士、出站博士後
特朗普留下的最大政治遺產，是逼迫建制派自毀長城，將建制的內容抽空。17世紀以來，上帝不再被人們所信仰，自此以後上帝之土離人們的現實生活越來越遠。如今，在特朗普的努力下，人們對世界頂層秩序信仰的第一根支柱被拆毀。未來衹會向著整座大廈傾倒的方向而去，而不會向著大廈的支柱重建而去。美墨邊境墻可以被拆毀，退出的國際組織可以再加入，撕裂的族群關係可以再彌合，但人心的信仰卻不可再樹立。這是歷史的大勢，萬難違逆。
一、引言
特朗普自1月20日離任以來，國內外關於特朗普的政治遺產的討論已有不少。比如，有人提出，特朗普將小政府理念重又植入美國政治，使得拜登難以再行延展政府的觸角；又有人指出，特朗普大量退群，導致美國國際領導地位動搖，而拜登難以快速恢復這一地位。這些討論各有落腳點，且不少頗有見地。
但筆者以為，關於特朗普政治遺產之論，尚有一個角度未被人們所論及，即其對建制派去建制化之影響。建制派是二戰後西方社會中最大的政治派別。雖然在上個世紀60年代席捲西方的民運中，建制派的地位受到動搖，而保守派亦趁勢獲得了嶄露頭角之機，乃至於建制派不得不在自身中摻雜進大量保守派的元素，以維持自身之主流色彩，但這依舊未能改變建制派是政治主流派別的事實。而建制派的成功，亦決定了建制派意識形態，也即結構主義的成功。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遺產正在於對這一意識形態的動搖上。而這一影響或將是特朗普留下的作用最為深遠的政治遺產。
二、建制派的意識形態
建制派的形成，緣始於19世紀的德國。隨著德國新康德主義興起而應運而生的政治哲學，在構建建制派的話語體系上居功甚偉。狄爾泰延續了布倫塔諾的思路，構建了一套立足於人的精神之上的結構體系。他的門生西梅爾在《貨幣哲學》中，將滕尼斯與狄爾泰的思路合并，勾畫了一個原始版的大自系統。“貨幣從它的價值中獲得了其內容，即價值轉化為一種物質，一種沒有事物自身的價值。”①貨幣遂成為自系統的結構。貨幣超然在人之上，具有普遍性，標準化，但它又進入人的具體交往中，指導著人的行為。“在個體之間的所有權的自由交換即交換的本質中，社會的標準化是邁向那個客觀性的第一步。”②
最終，韋伯將這項工作完成，從而形成了近代建制派的基礎話語體系。韋伯以為，社會是一個大的理性的自系統。理性自系統是超個人的、系統化的、規則化的。理性自系統有兩個重要的支點：第一是法律系統。自系統的命令系統是通過法律來作為主要外在表現的。唯有基於法律，自系統的命令才能為人所遵循，也才能正常運轉。所以，在《經濟與社會》中，韋伯花了極大的篇幅，研討法律的現代化問題，即法律如何脫離主宰者的命令的屬性，變為自系統的程序命令。
第二是官僚系統。系統命令是自系統的軟件系統，官僚系統則是自系統的硬件系統。軟件與硬件相結合，才能保證自系統良好地運轉起來。韋伯花了同樣多的篇幅來描述職業官僚的特點。其大意是，職業官僚是沒有個人性的，衹會一味地依照系統命令開展社會管理工作。這種對系統命令的嚴格依循，被韋伯譽為“專業化”。此外，他也談了職業官僚群體是如何從領主屬臣群體中逐步分裂出來，并最終成型的問題。
這套提法在二戰後，隨著德國精英階層，特別是猶太人群體大量湧入美國，而得到繼承與發展。維特根斯坦完成了對這套意識形態的哲學構建。相比韋伯，他所建構的這個自系統排除了人的主觀性對自系統的干預。按照他的說法，這個自系統是自我規則的，其中的一切都有規則可循，公平、可理解。它高於人，不依循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他說：“主體不屬於世界。……哲學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身體或者心理學所處理的人的心靈，而是形而上學主體，是世界的界限——而非其一個部分。”③
通過這種做法，他讓西方的資產者集團，特別是建制派，獲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間。由於如今已沒有超越在自身之上的主權者，而衹有一個沒有面目的、自我運行的自系統在空中隆隆作響，資產者集團終於可以在自系統下自由地行事，而不再擔心有人來干預了。這個集團躲在自系統的後面，在暗中操縱著這個世界。世界對他們來說，不過是掌中的一顆玻璃景觀球。他們隨意地觀賞著這個世界，把玩著這個世界。這就是以美國的資產者精英為首的西方資產者集團在二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
而與此同時，被關在這個世界中的平民群體則遭到資產者集團，特別是建制派的殘酷剝削。早在二戰前，馬克思就曾深刻地總結過資產者集團的做派。馬克思藉著批判蒲魯東的哲學，指出：“如果矛盾衹是處於具有主導結構的複雜整體中才是矛盾，那麼，人們考察複雜整體就不能脫離開矛盾，不能脫離開矛盾間的根本的不平衡關係。換句話說，每個矛盾、結構每個基本環節、主導結構中各環節間的一般關係，都是複雜整體本身的存在條件。這一命題具有頭等的重要意義。它意味著：整體的結構，以及各基本矛盾的‘差異’和主導結構，是整體的存在本身；矛盾的‘差異’（在任何複雜過程中必有一個主要矛盾，在任何矛盾中必有一個主要矛盾方面）與複雜整體的存在條件結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④
而在二戰後，結構主義意識形態的加入，更是使得這種剝削變得更為殘酷。資產者一方面用自系統作為口實，將一切的殘酷性都推給自系統，另一方面卻又加大剝削的殘酷性，將自系統的馬力開足，以加強對人的精神的規訓，令人變得機械化。
這個結構體系為建制派掙足了彩頭。憑藉這個體系，西方的精英集團得以分得最為大塊的實質性利益。所以，我們將建制稱為西方精英集團最為重要的政治工具是并不為過的。
而對於這個結構體系，二戰後，西方的精英集團，特別是建制派，也投入了大量資源予以維護。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建制派在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等各方面都大量投入，維持這個體系的正常運行。
比如，在法律上，這個集團花大價錢，資助學者開展研究和游說，推動法治主義與憲政觀念的蔓延。從凱爾森的純粹法學開始，西方法學界掀起了一股構建自系統法學的潮流。這股潮流在哈特、拉茲的加入後，被推向了高潮。哈特改造了凱爾森學說，特別是“分離命題”，但將其中的“基礎規範”調整為“初級規則”。這種初級規則是“群體對其標準的行為模式的一般態度”⑤。這種一般態度，并不來自於其他方面，而是來自於人們的慣習。所以，初級規則也被稱為“慣習規則”。所以，初級規則是人造之物，具有明顯的經驗性。但它并不來自於個人，而是一種群體性的規則。這就類似於維特根斯坦所述的“游戲規則”，雖然是經驗性的，卻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人的主觀性，而具有主體間性。由此，法律便形成了一個可變更、可維護的自系統。而拉茲師承哈特，改造了哈特“初級規則”中的承認規則。他提出了“權威原則”。所謂權威，即“改變行為保護性理由的能力”⑥。而所謂保護性理由，就是行動的直接理由加深我做出的包含否定內容排他性理由。這種理由的常見形式，就是令某人做某事，且否定一切反對性意見。所以，保護性理由，其實就是一種隱晦的強制性命令。而誰能够做出這種保護性理由，誰就能變成大寫的“主我”。
三、對建制派的抗爭
對建制派的抗爭，在建制派上台後，就一直在展開。比如，法蘭克福學派就曾對建制派的結構學進行了系統性的批判。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明確提出，自系統對人的規訓使人失去人格。他們說：“視為把自身客體化為一種不由自主的自我推動過程，客觀化成一種機器的化身，這種機器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以便最後思維能够被這種機器徹底替代。”⑦這種規訓看似是一視同仁的，實質上規訓權卻操縱在某些人的手中。他們說：“奧德修斯沒有接受那個會導致自我放縱的誘惑，因此他作為有產者，最終也沒有去參加勞動，甚至最後他不再對勞動進行指揮。然而，他的水手們雖然與自己的勞作對象非常親近，但卻不能享受勞動，因此這種勞動是在強制下進行的，他們在勞動中沒有希望，感官也被徹底堵塞了。奴隸在肉體和靈魂上受到了雙重奴役，而主人卻相反。”⑧
通過這種規訓，被統治者不僅失去了反思能力，而且因為受到機器的供養而變得軟弱無力。而更為麻煩的是，人們還自以為生活在自由中。他們覺得自己可以在多樣化的文化元素中進行選擇，按照自己的心意追尋潮流。事實上，“在文化工業中，個性就是一種幻象，這不僅是因為生產方式已經被標準化。個人衹有與普遍性完全達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沒有問題的。虛假的個性就是流行：從即興演奏的標準爵士樂，到用毛髮遮住眼睛，并以此來展現自己原創力的特立獨行的電影明星等，皆是如此。個性不過是普遍性的權力為偶然發生的細節印上的標簽，衹有這樣，它才能接受這種權力。”⑨
再比如，美國的米爾斯也曾指出，二戰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新精英出現。他們以交往為紐帶，“在社交上非常大膽”⑩。他們逐漸成為上流社會的主體，而擠占了老精英的地位。於是，本地淪為衛星城，而大城市變成了真正的中心。
這些新精英是更為強調血統，樂意在家族內做權力傳遞。“相比1900年那一代或1925年那一代，1950年那一代更容易將地位和權力傳給子女，因為那時上流階層的權力和地位沒有那麼仔細地組織、支撑和加固，巨額個人財富是唯一手段，可以確保權力和地位順利傳給下一代。然而，在1950年那一代巨富中，正如我們會看到的，有許多方式可以將利潤豐厚的戰略位置傳給子女，這些戰略位置是美國自由經營的私人企業中的較高位置。”⑪
這些新精英在掌握權力後，開始大談所謂的平衡理論，即在平民與精英之間搞平衡。這種平衡是以一個強有力的中層來實現與維持。但這是一種偽裝，因為這種平衡是由被新精英操縱的中層的各種團體表演出來的。在大量的所謂游說團體的參與下，仿佛政治取得了平衡。但實際上，這些團體都操縱在新精英手中，儘管他們雇傭了各色人等在台前表演為各階層利益籲請之事。他說：“當中產階級作為自治的政治力量衰落時，平衡社會作為一種權力體制也會衰落，而自治地方的黨派政客會淪為國家權力中層。”⑫
新精英的理念是一致的。他們抱團在一起，共同掌權。而與之相對的公衆則失去了商談權。精英的決策衹需要公衆名義上的同意，而不用公衆真正參與商談。公衆被控制了，且被壓抑獨立思考的空間。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成為了精英人士在學界的代理人，對學界進行著殘酷的統治。他們為飼主不斷美化，“帕森斯等宏大理論家所稱的‘價值取向’和‘規範性結構’，主要處理的就是有關合法化的主導符號”。⑬他們“用著自由主義的符號，卻是為了保守主義的目的”。⑭同時，他們依靠著背後的力量，在學界黨同伐異，排斥異己，壓抑不同的聲音。這進一步抑制了公衆的獨立思考空間。於是，人們變成了“快活的機器人”⑮，為了生活與物質，而沒有了主見與自由。
這樣的公衆便不再是公衆，而淪為大衆。“現在美國社會高層越來越統一，似乎往往是有意地協調；在高層出現了權力精英。權力中層是一種隨波逐流的、僵持的、平衡的力量：中層沒有連接底層和高層。這個社會的底層在政治上是支離破碎的，甚至很被動，力量不斷被削弱：底部是一個新興的大衆社會。”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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