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這一有別於傳統的基於周期的趨勢外推的分析框架，在解釋過往經濟變化的同時，也增強對未來的預測能力。事實上，自2013年起，中國的經濟及經濟政策發生了符合該分析框架的預期變化。
首先，在短期宏觀經濟表現的調控中，由於總需求波動是經濟周期的原因需要在總需求管理上熨平波動，而由於客觀存在的菲利普斯曲線，這一管理是在充分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作權衡並相機處理。中國的宏觀總需求管理政策體現了這一原則，但其操作目標和方式卻有了創新。不僅反映為需求側的“保增長”，而且建立了調控區間。這一區間的上限是通貨膨脹，下限是充分就業所必需的最低經濟增長速度。儘管在官方文件中未明示這一區間的上下限，但從實踐來看，其上限是以CPI表達的通貨膨脹不高於5%，其下限是以調查失業率曲線表達的充分就業也不高於5%。其管理目標是：在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即CPI指標不超過5% 的情況下，盯住經濟下滑的態勢，避免其滑出下限，即調查失業率不高於5%；其管理的方式是採用預調、微調的辦法，提前預判，小劑量提供，頻繁從事。這種政策的指向，顯然不同於一味拉升經濟增長的刺激性財政貨幣政策，而在尊重結構性變化趨勢基礎上的短期宏觀經濟穩定的安排，既熨平了波動，又不僵化，根據結構性變化趨勢使調控區間緩慢下移。從長期角度觀察，其效果是明顯的。自2012年開始，中國新進入市場的勞動力就開始下降，每年下降約300萬人。與此同時，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開始首次超過工業，而服務業有更大的就業吸納能力。這兩個結構性變化共同預示充分就業壓力的減輕，表現為勞動力市場上求人倍數的下降。因此，要使宏觀調控區間的下限在自然下移的同時也不出現就業的困難。
其次，在需求側“保增長”是宏觀經濟表現穩定的條件下，加大了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力度。2015年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補”。它包括兩個方面“去”和“補”。在“去”中又把“去產能”置於優先位置。當時產能過剩主要集中於冶金、煤炭、水泥、化工等領域。這些都屬於大規模生產的主流工業技術，其調整的方向有成熟的國內外經驗可資借鑒，因此可用產業政策乃至行政手段加以實施。在鋼鐵領域是寶鋼和武鋼的合併，用行政手段去產能；在水泥和有色金屬及煤炭領域，則是在產業政策指導下利用市場機制進行。所謂產業政策是明確該行業的產業集中度，通常要求行業前十名集中市場份額的60%以上，並在規定時間完成。而企業之間的合併重組則遵循市場原則自由結合；在“補”中，又把包括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在內的創新置於優先位置。一方面，通過“營改增”，降低了小微企業，尤其是服務性企業的經營成本，激勵了“萬眾創業”的熱情，使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在內的各種服務業態如雨後春笋般大量湧現；另一方面，通過諸如信用貸款、知識產權抵押貸款等金融產品的創新，支持了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兩方面綜合的結果是服務業無論增加值還是占GDP的比重都快速上升，2019年已占GDP的53.9%。服務業成為中國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中國經濟結構也因此發生深刻轉變。
最後，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的核心是改革。只有通過改革重塑經濟增長動力機制，才能改善供給對需求的響應程度與速度。這一改革指向必然是建立和完善適應現代經濟體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啟動了60條、300多項改革措施，不僅力度前所未有，而且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各領域。隨著“五位一體”全面深化和改革的推進，中國經濟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向以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目標的高質量發展，已初見端倪。
由上可知，後來的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實不僅說明了這一分析框架的解釋力，而且表明其有預測能力，反映在金融市場上，就是區別於基於周期波動的“新周期”分析框架，更貼近歷史的進程。基於中國經濟實際的，以改革為中心的上述三個方面的短中長政策組合，正如本書作者曾經指出的“改革是實現保增長與調整結構平衡的根本途徑”發揮了積極作用，符合作者預期，成就了今日中國面向現代化，即將進入高收入社會的新局面。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曹遠征（中國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