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4日電／據大公報報道，進入疫後時代，伴隨著經濟的複甦步伐，人們對於通脹上行的預期逐漸得到增強，基礎原材料類的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將出現一定幅度的上漲，這無疑會引發全球通脹風險的升溫。今年全球通脹究竟會達到多高？
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認定的“通脹”水平，不管官方公布的PPI、CPI或PCE數據如何變化，都很難改變人們對通脹的看法。這背後的實質在於，全球為了應對疫情衝擊都在實施“貨幣大放水”。從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來看，2020年美聯儲總資產由2019年末的4.2萬億美元飈升至7.4萬億美元，增幅高達76.8%，同期美國貨幣供應量（M2）增長25.4%，創下歷史新高。2020年歐元區和日本貨幣供應量（M2）增速分別錄得11.7%和9.1%，也均處於歷史上偏高的水平。貨幣氾濫的結果必然引發人們對於通脹的恐慌。
但所處的收入階層不同，對於通脹的切身感受很可能也是完全不同，“分層”特征決定了討論通脹問題時很難籠統地一概而論。早在2010年，筆者就提出把CPI作為平民通脹指數，把股價指數作為中產通脹指數，而把豪宅當作富人通脹指數。這實際上意在表達，實體經濟通脹與資本市場通脹預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實體經濟通脹可控
歷數近二十年以來中國的高通脹，我們發現，2012年至2013年是一道比較明顯的分水嶺。在2012年之前，中國先後在2004年、2007年至2008年和2011年經歷了三輪顯著的高通脹時期，這三個時期CPI同比增速都曾達到過5%以上，而與之相伴隨的是，PPI增速在同期也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漲幅。但是在2012年至2013年之後，中國的高通脹開始步入“結構化”時代，高通脹時期CPI增速和PPI增速之間的聯動性下降。
這一次應該也不例外，由於全球原材料類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給中國帶來的通脹壓力，事實上也是結構性的，表現為年內PPI增速的快速回升，但CPI增速或將波瀾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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