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面臨的以下5個問題：
（1）如何解決創新者的收入過高，如何解決贏家通吃的問題；
（2）資本的高流動性問題以及高收入階層的避稅問題；
（3）全球化和信息化、智能化帶來的傳統中產階級消失的問題如何解決。我們最近在談工匠精神，然而智能化、數字化的全面鋪開對於傳統技能工匠的衝擊是最為致命的；
（4）累計稅收制度、福利制度、所有制體系如何再發揮作用？近期大家提出的全民收入計劃、全球資本稅收體系、巴菲特稅，新國家主義，新勞工－資本模式是否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
（5）不平等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非線性關係如何處理？即全球民粹主義和社會騷亂出現新現象——民粹主義和社會騷亂恰恰發生在富裕國家發展較好的時段，出現在經濟增長不錯，不平等有所改善的時期。典型案例就是“拉美之迷”——拉美經濟增長較好，基尼系數也在下降，但最近十年騷亂不斷。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必須要思考各國目前面臨的各種問題，並前瞻性地研究這些問題，爭取利用我們的制度優勢來為解決全球共同面臨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提供“中國方案”。針對收入不平等問題，我們需要理出新思路，未來十五年應當借鑒過去四十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現象中呈現出的新問題、新規律、新理論思考、新實踐舉措，為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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