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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在香港尖沙咀一條街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一起迎風飄揚。 |
中評社香港6月30日電／識港網30日發表【七一獻詞】潮湧香江 壯闊百年－－中共黨史視野下的紅色香港，作者為識港網評論員蔣怡，以下為全文內容。
是誰真正關心港人福祉、是誰始終珍視香港價值、是誰堅決捍衛“一國兩制”，答案只有一個，當然是中國共產黨。
編者按：
一提到香港，人們總會與資本主義掛鉤。在過去漫長的殖民歲月中，香港作為中國觀察西方社會最近的視窗，似乎蒙上了一層面紗，給國人帶來些許神秘色彩。但事實上，近百年來，在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征程中，香港從未缺席。不論風雲變幻，中國共產黨與香港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繫從未中斷。恰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香港回歸24周年之際，回顧百年來這段盪氣迴腸的歷史，香港在黨的奮鬥史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理應作為今日我們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開啟香港良法善治新局面的重要依據、根本遵循。
謹以此文，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香港回歸24周年。
序 言
“我好比鳳闕階前守夜的黃豹，母親呀，我身份雖微，地位險要。如今獰惡的海獅撲在我身上，啖著我的骨肉，咽著我的脂膏；母親呀，我哭泣號啕，呼你不應。母親呀，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聞一多：《七子之歌·香港》
愛國詩人聞一多在1925年創作的《七子之歌》中，有一則關於香港的小詩。悲愴的呼喚，字字泣血，成為那個時代香港的烙印。在“白人至上”的種族理念下，香港表面繁榮，貧富差距卻相當懸殊，勞動者無所依靠，在殖民政府和資本家的雙重盤剝下民怨鼎沸，香港勞動人民爭權益、爭待遇的抗爭此起彼伏。
也是1925年，中國內地的國民大革命漸進高潮。上海“五卅慘案”、廣州“沙基慘案”相繼發生，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以此為導火索，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浪潮迅速席捲全國。受此革命氛圍的影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港勞動者掀起省港大罷工，杯葛港英殖民政府，抗議帝國主義暴行，25萬港人參與了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毅然決然地站在了香港勞動人民一邊，“外爭國權、內爭民權”，領導港人勇敢反抗西方殖民者，以愛國主義凝聚了大量熱血青年。歷史上這輝煌壯麗的一頁，是中國共產黨與香港不解之緣的開篇。
一、潮湧香江：推進中國革命的重要陣地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努力國民革命，努力國民革命，齊奮鬥，齊奮鬥……”
－－《國民革命歌》
當國民大革命的風潮席捲全國，香港一度成為這場運動的暴風眼。在省港大罷工期間，受愛國主義感召，大量罷工的香港勞工前往廣州，加入國民革命軍，成為廣州國民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為接下來的北伐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香港，省港大罷工持續整整16個月，其中所醞釀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徹底爆發了出來，香港民眾的覺醒令港英殖民者大為震撼，也驗證了香港對中國內地的嚴重依存度。1926年，港英殖民政府便不得不調整策略，在立法局中增設3個華人議席，吸納華人加入管治團隊，推出惠民舉措，進一步提高勞工待遇，緩和民族矛盾。
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性工人運動的序章。事實上，香港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早在1921年8月，剛成立不久的中共就委派鄧中夏來到香港，領導與發動海員罷工，及至省港大罷工，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勞工入黨，中共香港市委、中共太古船塢黨支部相繼設立，就連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機關也設在香港。
彼時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尚屬年輕，已獲得廣大勞動人民的真誠擁戴。遺憾的是，在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中共遭受了可恥的背叛，在白色恐怖中，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大革命宣告失敗。但共產黨人為國為民的非凡擔當與勇氣，已經在這次血與火的洗禮中展露無遺，中國共產黨與香港人民的血肉聯繫，牢固地建立了起來。
二、共赴國難：堅持紅色武裝的抗日通道
“如果日本對我們宣戰，我們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馳援香港。增加我們勢必在那里遭受的損失是極不明智的……我們應避免在難以守住的據點消耗我們的實力……”
－－溫斯頓·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殖民者看來，香港好似一隻會下金蛋的母雞。當產生利潤時，尚且可以盤踞於此好好經營；當面臨系統性風險時，則率先逃之夭夭。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還沒等英國人反應過來，英國在亞太引以為傲的“威爾士親王”號及“卻敵”號戰略巡洋艦就被日軍擊沉，英國人惶恐不已。面對日軍的兵鋒，駐港英軍象徵性地抵抗了一陣，就全體繳械投降。
英國人走了，可香港人還要繼續在這片土地生存，殘暴的日軍把香港也變成了人間煉獄。據不完全統計，在日據時期，香港至少有1萬餘名平民被日軍處死。前養和醫院院長、香港著名的外科醫生李樹芬回憶，當時他在九龍開辦了一家醫院，估計至少治療了1萬餘名強姦受害者，“很多人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有些人被用繩索穿過手臂上用刺刀戳出的洞穿在一起，被推入港口的海裡。”而這個時候，曾經不可一世的英國人被日本人打得抱頭鼠竄，在東南亞、在南亞，到處都是潰不成軍的英國部隊。港人要反抗，所依靠的只有一支武裝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
早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際，中國共產黨就計劃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1938年1月，在皇後大道中18號，出現了一家名為“粵華公司”的商號。在廖承志的領導下，駐港辦事處積極對外宣傳中國的抗日，爭取國際社會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支持。在日英尚未全面撕破臉期間，駐港辦事處作為中共抗日爭取外援的平台，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抗戰初期，香港憑藉其自由港的優勢，在日本對華的全面封鎖下，承擔了海外向國內運轉武器、戰略物資的重要任務，香港也成為支援全國抗日的特別通道。
1938年10月，在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籌措下，一支由中國共產黨員和香港進步工人組成的紅色抗日武裝在現今的深圳坪山悄然組建。在廣東地區，東江縱隊猶如一把插進敵人心臟的利劍，對日寇進行了沉重的打擊。1942年2月，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成立，對據港日軍開展遊擊戰。其後，港九大隊策劃了著名的“文化名人大營救”“盟軍飛行員營救”等活動。在九龍、西貢、沙田一代，港九大隊神出鬼沒，著名的抗日英雄“劉黑仔”（原名：劉錦進）一度令日軍聞風喪膽。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東江縱隊以2500餘名隊員犧牲的巨大代價，殲滅日偽軍9000餘人，組織大小戰鬥1400餘場，在艱難的敵後戰場痛擊日寇，有力地支援了港人的抗日活動。歷史再次證明，只有強大的祖國才是港人最堅強的後盾，否則只能是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而中國共產黨始終與香港人民患難與共、不離不棄。
三、第三地帶：打破國際封鎖的對外視窗
“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
日本敗亡後，英國重返香港恢復殖民統治。但經歷過二戰的洗禮，世界民主潮流的興起及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舊殖民體系遭到巨大的衝擊。港英殖民政府為了穩住陣腳，不得不轉變傳統生硬的殖民管治方式，推行柔性政策，香港的政治環境變得相對寬鬆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成為了當時中國的一塊“飛地”，雖是中國領土，但既不屬於國統區、也不屬於解放區，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三地帶”，這為建國後中國共產黨打破國際封鎖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雅爾達體系支配下的世界，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新中國甫一成立就面臨西方的封鎖。黨中央為應對這種不利局面，提出對港澳工作的十六字方針“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香港，作為東江縱隊撤回內地的條件，港英殖民政府同意中共在港設立代表機構－－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香港也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重要陣地。
從1945年起，《正報》《華商報》等報紙相繼創刊、復刊，獨家轉載新華通訊社的電訊和解放日報的社論，打破西方傳媒及國民黨政府的輿論封鎖，向世界介紹中國革命的真實進展。新中國成立後，《大公報》《文匯報》相繼為黨所用，《經濟導報》《香港商報》先後創刊。由於左派報章立場鮮明，堅決站在廣大香港人民一邊，以愛國進步立場反映香港經濟社會現實，不僅大受港人歡迎，也成為監督港英政府的輿論利器。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牢牢佔據香港輿論場主陣地，香港成為那個時代中國共產黨向國際社會發聲的重要視窗。與此同時，由於香港經貿的特殊性，成為新中國打破經濟封鎖的重要管道。1947年成立的華潤公司，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龍頭企業，建國後華潤公司為新中國建設帶來了大量的外資與援助物資。
除了中共創立的在港企業，香港本土商界的支援也必不可少。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面對打在家門口的侵略戰爭，新中國毅然參戰，迎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美國人叫囂道“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不許運往共產黨中國。”面對嚴厲的經濟封鎖，愛國商人霍英東不顧港英政府阻攔，冒著破產的風險，為新中國運送戰略物資，支援抗美援朝。在此後的歲月里，霍氏家族與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著親密的合作，為新中國的發展建設貢獻力量。患難見真情，香港從來不缺乏愛國者，在中國共產黨艱難探索的奮鬥歷程中，總有香港人挺身而出，為國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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