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4日電／據人民日報報道，對文化遺產的重視與關愛體現著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文明高度。現在，我們已經從搶救式保護進入到科學保護的階段。
要真正走到民間、走到一綫，看到廣闊大地對文化的渴求，探索歷史積澱與現代文明鮮活有機的結合，把書桌搬到田野，一起努力讓歷史之花開放到未來。
在中國田野大地奔走的時候，我真切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燦爛，這給予我投身文化遺產保護的無窮動力。我們保護多少，後代就會享有多少，這是我們必須承擔的使命。
作家內心裡是否有大愛、大善、大美、大勇，筆下的境界是不一樣的。文化博大精深，時代風雲激蕩，我們的文藝創作也要有與之匹配的大胸懷。
“把小說當作藝術品來寫，是我一向的追求”
記者：您身跨文學、繪畫、文化遺產保護、教育等多個領域，這些領域之間是否相互影響？
馮驥才：我把文學、繪畫、文化遺產保護、教育稱作自己的“四駕馬車”。常有人問我：何以能同時做這些工作？文學、繪畫與我相伴了半個多世紀，已經成了一種生命方式，難以割舍；文化遺產保護和教育，對我來說更是一種社會責任，無法推卻。對它們中的每一項，我都是全身心地投入。
“觸類旁通”是中華文化的高明之處。古人寫文章，寫的過程中書法作品也就誕生了，文章寫完，如果還有餘興，再順手畫幾筆竹子、蘭草，繪畫作品也有了。一流畫家背後往往都有深厚的詩文修養。這也是中國繪畫跟西方繪畫的一個重要區別，中國畫家有明確的文學追求。我們常說意境之美，意是文學的意味，境是可視的空間境象，“意境”二字是對文學與繪畫關系的高度提煉與升華。＜nextpage＞
記者：畫家的身份反映到文學創作中，會帶來什麼特別的美學追求嗎？
馮驥才：可能因為畫畫的緣故，我比較重視小說的形象性。契呵夫在給高爾基的一封信中，曾經含蓄地批評高爾基作品修飾語太多。他的意思是，與其寫“一個高高的、窄胸脯的、身量中等的留著棕色胡子的人，坐在已經被行人踐踏過的草地上”，讓讀者讀得吃力，不如寫“一個人坐在草地上”，這樣反而清清楚楚。契呵夫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小說必須立刻生出形象。”通過形象，讀者能够一下子進入作品的情境之中。
也因為從事繪畫創作，我尤其偏愛藝術性強的小說，即結構講究、文字精當准確、有畫面感和審美品位的小說。把小說當作藝術品來寫，是我一向的追求。有人認為長篇小說要寫得“鬆”，不能太在乎語言。實際上語言好不好，并非刻意為之，更多的是一種修養與天性。面對來自影視和網絡文學的衝擊，傳統的純文學更要守住自己獨特的審美，在語言、氣息、情景、節奏上追求極致。我現在已經養成七遍成稿的習慣了。第一、二遍在平板電腦上寫和改，然後打印出來，第三、四遍修改結構和情節，第五、六遍逐字逐句斟酌，這個過程中有時加進一個好的字或詞，意味一下子就出來了。第七遍仔仔細細校對之後，才算最終定稿。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時代的進步，必將帶來整個社會文明的提升”
記者：投身文化遺產保護，使您暫停了文學創作，但這次轉向似乎也給您後來的寫作帶來別樣面貌。
馮驥才：我轉向文化遺產保護，還是出於一種作家式的愛。作家寫的往往都是自己熟悉的土地，對這塊土地上的文化有一種深切的、願意為之付出的愛。無論是老城保護，還是民間文化遺產搶救，抑或是傳統村落保護，在中國田野大地奔走的時候，我真切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燦爛，這給予我投身文化遺產保護的無窮動力。我們保護多少，後代就會享有多少，這是我們必須承擔的使命。＜nextpage＞
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雖然暫停了我的文學創作，卻也構成一種無形的積澱與充實，帶給我大量感性和理性的積累。等我再重新撿起筆寫小說的時候，就有了“俗世奇人”系列。因為在各地做田野調研，自然而然會進行一種文化的比較，比如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地方，它們在地域文化上的差異是什麼？你會發現，地域文化會深刻地反映到當地人的群體性格上。這也是作家最關心的問題，因為它與人的關系最近。通過文學，能把這些深層的地域特色保留下來，同時文學也有了豐饒的文化意味。文化、風俗、社會與文學之間相互浸潤，讓我的寫作更有底氣。
記者：過去20年時間裡，您參與和見證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走過的道路，對整個社會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提高和保護力度的增強應該深有感觸。
馮驥才：近些年，從政府部門到民間開展了大規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行動。從制定保護規劃、全方位的田野普查到健全保護傳承體系，截至目前，我國已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省、市、縣四級名錄體系，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10萬餘項。這是我們作為文化大國、文明古國應該引以為傲的，因為對文化遺產的重視與關愛體現著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文明高度。
現在，我們已經從搶救式保護進入科學保護的階段。進入保護名錄并不意味著非遺可以高枕無憂了，如果不進行後續的科學保護，這些文化遺產仍然有“得而複失”的危險。對非遺的科學保護，需要人才培養工作的跟進。非遺保護的背後應該站著專家隊伍，幫助制作檔案、謀劃方向，有針對性地指導傳承人去傳承和發展。這正是我們現在加緊進行非遺學科建設的現實原因。＜nextpage＞
記者：與此同時，社會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這既是文化自信的體現，也是立足未來發展的需要。您怎樣看待當下的傳統文化熱，特別是圍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創新？
馮驥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時代的進步，必將帶來整個社會文明的提升。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怎麼融合、怎麼銜接，是一個重大問題。一方面，需要我們不斷學習，深化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只有真正認清它獨有的特征與優長、它所達到的高度、它在人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才能在傳承發展中保持定力，在轉化創新中端正方向。
另一方面，傳統文化轉化創新需要一個探索的過程。現在處於創意迸發的階段，有創意就能打開思路，但同時需要甄別、判斷。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不能缺席，要真正走到民間、走到一綫，看到廣闊大地對文化的渴求，探索歷史積澱與現代文明鮮活有機的結合，把書桌搬到田野，一起努力讓歷史之花開放到未來。
“責任一頭在骨子裡，一頭在筆管裡”
記者：對文化的熱愛，可以看作是您從文學、繪畫到文化遺產保護再到教育始終如一的動力嗎？
馮驥才：對文化的熱愛，歸根結底是對生活的熱愛。文化是以人為本的，不只是知識，更浸潤在生活裡供人們體驗和感受。文化學習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體驗。前不久我在天津的大學裡發起“熱愛你求學的城市”活動，鼓勵大學生跨出校園，到自己身在其中然而也許并不熟悉的城市裡走一走，看一看，問一問，去親身體驗這個城市的文化。了解和親近求學的城市，不僅會多一份生活閱歷，而且讓學生在進入社會之前，先打開自己對社會的眼界，增添對生活的興趣和情感，甚至產生一種寶貴的精神——對社會的責任。＜nextpage＞
記者：您在小說《藝術家們》中，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一個人的來歷全在他的藝術裡。”您的人生經歷塑造出怎樣的藝術觀？
馮驥才：我會首先想到“責任”二字，責任一頭在骨子裡，一頭在筆管裡。我一開始并不是因為對文學的愛好走上創作道路，而是因為要用文學的方式對社會進步擔起責任。這麼多年，責任始終像火一樣支在我的心裡。我做文化遺產保護也離不開責任二字。這種責任，不是外面強加的，是從自己的內心和對時代的思考中生發出來的。它不是一種負擔，相反，是充滿激情、不可遏制的。不管在什麼時代，真正的藝術都是富於激情的。
在文學的道路上，我跟茅盾、冰心、巴金等老一輩作家有過接觸，我希望把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東西傳遞下去。作家內心裡是否有大愛、大善、大美、大勇，筆下的境界是不一樣的。文化博大精深，時代風雲激蕩，我們的文藝創作也要有與之匹配的大胸懷。我覺得自己是幸福的，和時代融為一體，和大江奔流的激浪融為一體，這樣的人生充滿激情、充滿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