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國對自身“領導地位”的獲得與重塑存在錯誤認知。美國建制派精英們認為，特朗普4年的“折騰”是導致美國國際信用下滑和軟實力降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只要有一位尊重美國對外政策傳統的總統徹底清算特朗普時代的政治遺產，只要重新恢複對盟友的支持和承諾，只要再次回到巴黎協定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制，更重要的是，只要領導人重新高舉“民主”大旗，美國就能够“重新領導”。這顯然是一種錯誤歸因。誠然，特朗普在4年任期內惡化了美國的對外關系，尤其是損害了美國與盟友之間的信任，其“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行徑破壞了自二戰結束後逐步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國際規範。然而，美國霸權地位的衰退并不是因為美國“不講民主”和“不履行國際承諾”，反而是由於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對外大肆推廣美式民主。
從克林頓時代開始，美國建制派外交決策精英們長期努力的方向，是將意識形態設定為對外政策目標。從提出“人權高於主權”口號衝擊既有國際秩序，到具體針對不同國家推動“民主化改革”，乃至實施“政權更迭”或“顔色革命”，美國對外戰略揮舞“自由民主”大棒，既造成了國際秩序動蕩不安、局部地區安全局勢持續惡化，以及一些國家的主權遭到嚴重侵犯，也使得美國沉迷於用意識形態編織的國家利益幻想，為實現不切實際的價值觀目標而過度消耗自身實力。簡而言之，折騰美國的不只是特朗普一人。那些看似更為尊重傳統和“循規蹈矩”的政治精英們，對美國的霸權地位造成了更為系統性的打擊，與美國硬軟實力下降有著更大的關系。所以，將美國“重新領導”的希望寄托在價值觀外交上，不過是病急亂投醫的一種錯亂表現，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當前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和挑戰，只怕還將適得其反。
其次，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綫的價值觀外交嚴重缺乏戰略基礎和可操作性。在冷戰期間，美國以“自由世界”的領袖自居。但即便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激烈對抗的特殊條件下，“自由世界”的邊界究竟應該劃在哪裡，依然存在極大爭議。畢竟，許多所謂的“自由鬥士”并不符合美國所界定的“民主”標准，而“民主國家”身份也無法保證相互之間總是可以協調立場與行動。一旦缺乏堅實可靠的共同戰略基礎，任何價值觀同盟都不可持續，也無法實際操作。在本次“民主峰會”上，一些被視為同美國存在較強戰略協作關系的國家，由於政治制度差異沒有被列入邀請之列；而另一些明顯實施西方民主體制的國家，又因為同美國關系不睦，同樣被排除在外。與此同時，某些受邀參會的國家和地區是否真的符合美西方“民主”標准，更是引發了聲勢不小的輿論反彈。這份標准混亂、內容雜糅的邀請名單充分顯示，美國政府并不具備對“民主”的壟斷性解釋權。連一份受邀名單都難以在內部達成政治共識，遑論在此基礎上建立所謂的價值觀同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