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美國推進“價值觀外交”不符合包括“民主峰會”參與者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的根本利益。“民主自由”等意識形態話語是美國實現對外戰略目標的常用工具。顯然，參與“民主峰會”的各方深諳其中奧妙。對大多數參與者來說，參會更像是捧場凑熱鬧，并不期待產生任何實質性成果；對那些真正具有地緣戰略敏感性的國家而言，其反應更是普遍謹慎。在美日澳印“四方機制”中，只有澳大利亞公開對美國舉行“民主峰會”持續表達了支持。而諸如韓國等中國重要的東亞鄰國，即便身為美國的軍事盟友，在參加“民主峰會”一事上態度也相對低調，竭力避免將“參會”同加入“反華同盟”畫等號。當事方都十分清楚，拜登政府無非是想複活20世紀“民主對抗專制”的陳詞濫調，以實現圍堵中國的目標。美國推進“價值觀外交”的行徑，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變相逼迫各方選邊站的觀感，這顯然不符合絕大多數參會者的利益，更不用說整個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多邊國際合作能否順利運轉，高度依賴於各方是否努力尋找和構建共同的利益基礎，而絕不取決於參會人數的多寡和造勢嗓門的高低。所謂“民主峰會”的根本目標僅僅是為了滿足個別召集者的一己之私，其失敗的結局就在預料之中了。
綜上所述，所謂“民主峰會”，既無法消除美國內生性的巨大“民主赤字”，也無力構建基於意識形態的反華同盟，反而毒化了國際社會的整體氛圍，嚴重動搖了國家間發展正常關系的政治基礎。在當前全人類共同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等緊迫問題，亟待進一步強化國際合作的關鍵時刻，美國為了獲得和維持所謂“領導地位”，竟然棄世界共同利益於不顧，為一己之私，頻出昏招損招，這無異於緣木求魚，終將竹籃打水一場空。
作者：黃海濤（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