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與承諾》一書中，美國社會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認為：“這是一種對話，老年人應與誕生在新世界中的青年進行交流，這種交流不是恢復老人對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是一種‘反向社會化’。”所以說，在短視頻創作領域，銀發網紅的創作贏得年輕人的支持和掌聲，就應被視為這種“雙向奔赴”的“反向社會化”。這當然為老年群體在短視頻平台的自我呈現提供了充足的媒介環境，也讓大眾群體看到老年群體數字融入的更多可能性。
而且，與其說是科技推動了銀發網紅的產生，不如說是老年人自身的獨特價值填補了互聯網社會的缺失，銀發網紅以其健康樂觀的生活態度給網絡社會和互聯網文化圈層帶來一股清流。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泛娛樂化的成分，帶動了各圈層聯動輸出正向內容，優化了網絡社會的環境與結構。“在當前的時代，互聯網變現能力強大，利益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嚴峻的媒介倫理問題”，浙大寧波理工學院傳媒與法學院教授張文祥說，老年網紅在規範社會秩序、端正社會倫理、弘揚正能量方面的意識較強，他們雖然不是快時代的主流人群，但其特殊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媒介倫理的方向。所以，這一特殊網紅群體，塑造了老年意見領袖與中青年意見領袖互為補充、相互促進的傳播新格局。
不能否認的是，目前的銀發網紅還處於“初代目”階段，在內容深耕、傳播交互、受眾提升體驗上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未來，如何完成“品控”，如何在保持特色和留住粉絲之間權衡，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更要警惕的是，一方面，在‘互聯網的盡頭是帶貨’的鐵律下，就算是銀發網紅，也得避免商業化過重的傾向；另一方面，能否在不斷拓寬內容維度的基礎上，生產更有價值的內容，而不僅僅單純地定位於搞笑娛樂，這更考驗著創作者的思考力、創新力。”應誠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