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1日電／據光明日報報道，政治平等是民主的前提。但在實踐中，政治平等的公民不可避免存在經濟差距，因此民主始終同經濟不平等糾纏在一起。如果公民能夠在政治平等的基礎上制約經濟不平等，那麼民主在一國就擁有了基本的實行條件；如果政治平等不能夠發揮制約作用，反而受制於經濟不平等，那麼民主就會陷入危機，即便維持了民主形式，實質上卻是寡頭統治。在美國政治中，經濟不平等日益嚴重侵蝕政治平等，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正將政治平等這一民主核心原則掏空，美式民主事實上已成為少數富裕階層實現統治的形式。占領華爾街運動喊出的“我代表99%，不再忍受1%的貪婪與腐敗”，就是對美式民主實際狀態和深層困境的集中表達。
美國政治不平等的典型表現
公民組織與商業組織間的力量對比失衡。在美國，普羅大眾若想對政治生活產生影響，就必須組織起來，借助集體力量使手中的選票發揮更大作用。然而，公民組織在美國卻日益衰落，工會組織和各種俱樂部的衰落則是其中的關鍵方面。與之相反，商業組織愈發強大。公民組織和商業組織之間的力量對比失衡，可以從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數量上得到說明：20世紀70年代，公民組織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遠遠超過商業組織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但當前商業組織擁有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數量超過了公民組織5倍。
政府在回應不同社會階層利益需求上存在嚴重不平等。美國著名政治學教授馬丁·吉倫斯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普通民眾的選票對於政府決策未能形成有效影響，但富裕階層卻具有將自身意願變成法律的強大能力，且後者的政策傾向變成法律的可能性是前者的3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對中產階層利益需求的回應情況，學術界一直以來存在著“中位選民”的理論假說，即政府決策基本上體現了中產階層的意願。但實際情況卻是，美國的中產階層將其意願變成法律的可能性和貧窮階層幾乎一樣小。
公民權利發生萎縮。政治平等之所以構成了民主的基石，根本原因在於公民能夠利用政治平等提供的選票優勢，推動政府採用再分配政策，借助公共財政改善公民經濟與社會權利，福利則是普通公民享有的經濟與社會權利的核心內容。換言之，普通公民享有福利的實際水平，集中反映了政治平等制約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在過去近30年時間裡，美國經濟實現了非常大的增長，但普通民眾實際享有的福利水平並未獲得相應提高。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普通公民的實際生活狀態，無數家庭被債務壓垮，中產階層規模大幅減少。
經濟不平等程度不斷惡化是導致政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美國經濟不平等從20世紀末開始經歷驚人惡化，現已成為工業發達國家中經濟不平等程度最嚴重的國家。托馬斯·皮凱蒂利用系統的統計數據發現，美國收入水平層級中前10%的富裕階層，在21世紀初期獲得的財富占到了總體財富的45%，與此同時，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曲線異常陡峭，這說明美國經濟不平等的程度正在加速惡化。
持續惡化的經濟不平等造成累積效應，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不可逆轉。即使在發生國際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少數富裕階層的收入增長仍然沒有受到影響。本應對金融危機負責的富裕階層，卻利用了美國聯邦政府的救助資金，實現了收入增長，而且越富裕的階層越能夠在金融危機中獲得巨大收益，反而是中產階層遭到金融危機的巨大打擊。金融危機的後果表明，美國政府問責窮人而不問責富人、問責大眾而不問責精英，嚴重的問責不平等成為美國民粹主義泛濫的重要推手。
持續惡化的經濟不平等反過來對政治平等造成打擊，從而製造了越來越明顯的政治不平等。富裕階層利用自身財富的巨大優勢，以政治獻金的形式有針對性地投放到選舉和立法過程中，以此控制候選人、設定政策議程、影響政府決策。特別是富裕階層動用資金在選舉中支持挑戰者去反對那些政策立場上不利於富裕階層利益的在任者，從而警告他們乃至迫使他們向富裕階層的政策立場靠攏。美國政黨政治由此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雖然共和黨向來比民主黨更加關注富裕階層的利益，但是在消極回應中產階層和貧窮階層的利益訴求上，民主黨已經變得和共和黨一致了。由此可見，美國的富裕階層已經能夠從心所欲地用金錢來購買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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