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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穩定增長是促進中等收入群體健康發展的基礎。 |
中評社北京4月11日電／中等收入群體通常是指一個經濟體中收入達到中等水平、生活較為寬裕的群體，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中堅力量，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人力資本基礎。新發展階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要在堅持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夯實居民收入增長基礎上，進一步聚焦重點人群，有針對性地完善相關政策並提高政策實施的精准性，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
群體規模呈快速增長趨勢
經濟日報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張亮、王炳文執筆文章表示，隨著中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持續擴大。採用國際上引用率較高的每天人均消費10至100美元(2005PPP價格)作為界定中等收入群體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估算，2002年至2019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呈現快速增長趨勢，由2002年的735.8萬人發展壯大為2019年的34600.2萬人，增長超過46倍。其中，城鎮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由372.7萬人上升到20486.4萬人，增長近54倍；農村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由363.1萬人上升到14113.8萬人，增長近38倍。基於同樣的測算標準，當前中國中等收入人群規模約相當於美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兩倍，約相當於歐盟所有國家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的總和。
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發展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仍明顯偏低。如，2019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為22.9%，而西歐的英德法、北歐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都在70%左右。雖然美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略低為55.9%，但高收入群體占到30.5%。
工資性收入是主要來源
文章介紹，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主要是工薪階層，收入來源以所從事職業或兼職取得的勞動報酬為主，無論城鎮還是農村家庭，工資性收入都是中等收入群體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城鎮家庭的工資性收入要略低於農村家庭。同時，中等收入群體的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穩定增長，城鎮家庭的轉移性收入比例明顯高於農村家庭，但經營性收入低於農村家庭。
隨著中國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樣化，金融服務體系日趨完善，加之財產性收入有累積循環效應，中等收入群體對財產性收入依賴程度呈上升趨勢。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財產性淨收入占比約為9.1%。但整體看，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財產性收入占比與發達國家相比還處於較低水平，以美國為例，2018年美國中等收入人群財產性收入所占比重高達43.1%，約為中國的5倍。
“新中等收入群體”逐漸興起
文章分析，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空間分布不平衡，其區域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大體一致，約有60%中等收入群體分布在東部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僅占40%。從城鄉分布看，城鎮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約是農村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2.88倍。在城鎮內部，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中等收入者比重分別為71.4%和62.7%，遠遠高於城鎮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一線城市中等收入者比重已經接近歐美發達國家，而廣大農村地區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還保持在較低水平。這說明導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農村中仍然有大量低收入群體，未來一段時期，“精准擴中”的關鍵在於如何使農民群體增收，成功躋身於中等收入群體行列。
事業單位管理和技術人員，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以及部分職工，一直以來是中等收入群體中堅實穩定的力量。隨著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批鄉鎮企業家、個體工商業者、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湧現出來，成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經濟活力釋放出來後，尤其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逐漸興起一批種植養殖大戶、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主、多種經營的農業合作企業主或家庭等，成為中國農村中等收入群體重要構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逐漸興起一批就職於三資企業、新興行業中的管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具有教育程度高、素質高、收入高、時尚前衛等特點，成為“新中等收入群體”。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一些新產業、新業態迅猛發展，同時與資本市場結合，產生較強的財富溢出效應，造就了一批敢於創新、敢於創業、財富快速積累的行業“新貴”。
多重因素影響收入增加
文章認為，經濟穩定增長是促進中等收入群體健康發展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經濟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未來一段時期，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持續承壓。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勞動和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一步減弱。據統計，2013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開始下降，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2013年的68.71%下降為2020年的63.35%，或將延續趨勢性減少態勢。同時，儲蓄率的大幅下降引致資本積累水平降低，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不斷弱化。此外，隨著工業化步入中後期、大型基礎設施投資空間收窄、國際環境不確定加強等因素影響，投資需求放緩和淨出口低速增長也將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綜合來看，相較以前的高速增長，經濟增速逐步放緩，將進一步影響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也會對中低收入群體增收帶來較大挑戰。
勞動、土地、資本、技術和數據等要素市場發展較為滯後，要素流動不夠順暢，直接影響要素的優化配置效率，嚴重制約了居民通過要素價值實現穩定增收。例如，勞動力在城鄉、區域、行業間流動還存在各種顯性和隱性障礙，影響勞動力自由流動，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較為緩慢，難以獲得與戶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務，職業流動與社會身份轉變的不一致和不協調影響到這些群體的收入。土地制度改革滯後，土地市場一定程度上還處於城鄉分割狀態，不同類型農村土地(承包地、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非耕地等)按不同准入規則進入市場，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還存在相關利益主體得失不公平，在管理體制上存在目標衝突和職能錯位，由此造成土地價格扭曲和資源配置低效，導致農民土地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資本市場不健全，實際利率水平受到壓制，影響到很多中低收入居民的儲蓄收入。數據市場制度建設還處於起步階段，數據資源規範使用和合理配置還存在制度空白，城鄉、區域、行業以及不同收入群體間還存在“數字鴻溝”，影響數字資源要素公平合理參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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