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對於美國推行IPEF的目標對象而言，是否加入，是一個政治與經濟的利益權衡與博弈問題，而這其中，台灣問題將會是在這種權衡、博弈中繞不開的因素。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是全球130國家的第一貿易夥伴，因而毫無疑問，美國要推行IPEF的目標參與對象都是以中國為第一大貿易夥伴，與中國存在著重大的經濟利益關係，這些國家，特別是東亞（東南亞）國家都十分清楚，處理好與中國之間的國家關係，是發展雙邊或多邊經濟關係的重要基礎。
面對以圍堵中國為目的的IPEF，如果這些國家要參與，一定是要有明顯的經濟利益比較，也就是說，除非IPEF能夠為參與國提供遠大於他們目前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才會有人願意冒在政治上得罪中國的風險積極參與IPEF。目前有關各國對於IPEF的態度基本都集中在對美國究竟能夠在這其中提供多少“牛肉”的觀望，也就是在等待美國拿出能體現足夠利好的可實施方案。
由於美國強調IPEF是“一種超越傳統貿易協定的方式”，正如日本《朝日新聞》日前報道稱，“印太經濟框架”不像自貿協定那樣對成員國形成約束，這種框架性安排的前提是“不包含市場准入承諾”，不能提供諸如進入美國市場這樣的實際利益，所以不能輕易吸引那些對中國經濟依存度不斷上升的東南亞國家。
顯然，要有效推進IPEF，美國還需要在具體內容上豐富設計和不斷完善，近期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吸引目標對象的參與，盡快形成一個基本的成員隊伍，目前看來，東亞是美國理想的目標對象最為集中的區域，在經濟利益吸引力欠缺的情況下，加入IPEF的政治風險就顯得特別突出。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對於東亞國家來說，無論他們在加入IPEF問題上真實的政治態度如何，公開的理由一定只能是因為IPEF對其經濟的重大實際利益，只有這樣才能既參與IPEF，又同時保持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所以在台灣問題這個最為敏感的的政治問題上，一定會是極其小心謹慎處理的，否則將得不償失。如果美國現在就急於將台灣納入IPEF，無疑會嚴重影響其它目標對象參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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