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逐漸腐朽的吏治背景下，朱熹的治理措施難免遭到一些朝廷大員和地方官吏、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其治理成效不容樂觀，要具體分析。
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李蕙如：論明儒黃道周從祀孔廟的歷程及其意義
道光五年（1825），清廷旨准黃道周（1585－1646）從祀孔廟“西廡先儒”第34位，在明臣羅欽順之次。黃道周的從祀不但是對其人地位的肯定，也凸顯清廷對先儒定位的轉變。經由本文探討，獲致結果有三：其一，地方人士對請祠確實有其貢獻。做為抗清忠烈的黃道周，曾長期受清廷冷落，論史著作多被禁毀，到了道光年間能從祀孔廟，應與儒者陳壽祺的積極收集黃道周詩文，並多方奔走，聯合當地仕紳，上書閩浙總督趙慎畛、福建巡撫孫爾准有關。其二，清朝統治者入關後，即以程朱理學作為正統儒學，黃道周一向被視為朱子學者，其人傳遞聖學，以闡幽光，請祀的順利也就在情理之中。其三，清廷重視通過表彰明末殉節諸臣來攏絡人心，鞏固其統治。清廷對黃道周的態度與當時特殊的歷史氛圍，也無疑具有時代內涵。
泉州師範學院教授、中華朱子學會理事 林振禮：朱熹泉州題刻“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考略
朱熹題刻“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門庭開豁，冮山常在掌上看”這副對聯，撰書時間地點不同，其動因及意蘊是有差別的。通過田野調查，將鑲嵌在南安洪瀨玉枕山清水岩後殿大門左側的《重建清水岩碑記》，與泉州開元寺《廣義法師舍利塔銘》進行觧讀與互證，加以從地方志及文獻稽考，得出的結論是：朱熹楹聯撰書於淳熙十年（1183年）冬；瑞梁、廣義師徒於1927—1928年重鐫該楹聯。文章認為該楹聯書於淳熙十年（1183年）重游之際，既有地方志記其行蹤，又有可視同手跡的存世題刻作證，故認為“可備一說”。
然而，歷史的隱微之處撲朔迷離，治史忌孤證。作者自己也認為其所持的“泉州說”由於地方志書文獻證據不足，說此楹聯是淳熙十年冬朱熹與陳知柔一行同游楊梅山雪峰岩之際所書，需要佐以更加令人信服的證據。因“漳州白雲岩”之說有清代地方志記載作為支撐，文章對“漳州白雲岩”之說表示充分尊重（沒有一字非議）。同時認為漳泉兩州之說都有可能出現“奇跡”，期待著新的發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