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9日電／光明日報近日刊發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童嶺題為《多維視角下的謝靈運——從《宋書·謝靈運傳》說起》的文章，全文如下：
魏晉南北朝，尤其是南方政權治下的知識人，對於時間感與空間感，都有著異於前後時代的強烈敏銳性。他們的所思所想，與我們今天對他們的所判所評，某種意義上存在著雙重的主觀性，如果細究起來，這種主觀性甚至可以說是複雜的、多維的。從這一意義上看，無論是文學史家解讀的六朝詩文，抑或是歷史學家在文獻裡發掘的中國中古史料，恐怕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這意味著建立在文學與歷史基礎上的魏晉南北朝人物形象，在邏輯上存在天然的“變形”的特質，需要今天的我們像蜜蜂或蜻蜓一樣具有多維視角的“複眼”。
對於千百年來，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如同耀眼的北極星一樣的謝靈運（385—433），我們的複眼所要凝視的第一重，就是當世人為他在正史所作的傳記——沈約《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雖然謝靈運有大量詩文流傳至今，但在南北朝時期他的傳記卻僅此一家（唐代《南史·謝靈運傳》基本襲自《宋書》）。中華書局修訂版《宋書》主持人丁福林先生曾謂：“沈約《宋書》記述南朝劉宋一代史事，涉獵廣博，史料豐富，體例完備。”這種“體例完備”的一個重要標識，就是同樣身為大文士的沈約，卻對文士能否入史傳，有著嚴格的區分對待。譬如同樣被後世定義為南朝“著名文人”鮑照，卻無單獨立傳，僅附在《劉義慶傳》中。
然而，如果繼續深究，雖然《宋書》中謝靈運被獨立設有一傳，但是在這篇約兩萬餘字的傳記裡面，作為永明大詩人的沈約，只收錄了作為“元嘉之雄”（《詩品序》）的謝靈運臨終前的一首五言詩——《臨川被收》。相反，該篇傳記中收錄：《撰征賦》4000餘字，《山居賦》10800餘字（含謝靈運自注），《勸伐河北書》1100餘字，僅《山居賦》一篇就占了傳記全部的一半以上字數。“傳記”（biography）一詞，由英國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為《希臘羅馬名人傳》英譯本作序時說是“具體人物的生命史”。其詞頭“bio”來自拉丁語“bios”，意思即為“生平”。因此我們審視《謝靈運傳》作為現代史學意義上的生平傳記，反而被壓縮成了很少的一部分。
淝水之戰後第二年（385），北方戰火未消，鮮卑族慕容衝即皇帝位於阿房宮，是為西燕元年；拓跋珪被大漠諸部大人推為盟主，積極准備重建代國；一代氐族雄主前秦苻堅懷著遺恨，被羌族姚萇縊殺於新平佛寺；而東晉北府兵大將劉牢之正在黃河兩岸與慕容垂往返鏖戰……就在這風雲變幻的公元385年之中，南方風景旖旎的會稽郡，一個男孩呱呱墜地，他就是謝靈運。出生旬日，謝安去世；四歲，祖父謝玄去世，也許在謝靈運的童年真實記憶中，兩位謝家大名士的身影是模糊的，但“真實記憶”與“被記住的事”是兩個維度的存在，謝安與謝玄風流倜儻的身影在“被記住的事”這一層面上，牢牢地貫穿了謝靈運的一生。
謝靈運出生的這個東晉十六國，屬於典型“中國的中世”（內藤湖南語）的初期。在這波瀾壯闊的中世時代中，《宋書·謝靈運傳》中最長的兩篇作品——《撰征賦》與《山居賦》，分別代表了南朝高級貴族謝靈運的事功與自我，是解讀構成多維視角下的謝靈運的重要篇章。
其中《撰征賦》的創作背景，是義熙十二年（416）八月，劉裕統北伐大軍離開建康；九月，劉裕到達彭城，分兵四路北伐；十月，先鋒王鎮惡一路收複洛陽，劉裕上表建康朝廷，要求修西晉五陵。在這個時間節點上，謝靈運奉東晉皇帝之命，赴彭城勞師。《撰征賦·序》說相國宋公“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如果從晉軍彭城出發到攻克天下之中的洛陽計算時間，的確是“曾不踰月”。賦的正文寫道：“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既正，華夷有殊。”可見謝靈運認同劉裕北伐是為了胡漢大義的“大天命”（此概念參考童嶺《義熙年間劉裕北伐的天命與文學》）——正是這座彭城，是他的祖父謝玄在淝水大捷之後，第一時間意識到其戰略意義，快速領兵進駐，准備以此為北固黃河，西攻洛陽的根據地——可惜壯志未酬，不久謝玄被轉任會稽內史。謝靈運來到當年爺爺為了實現匡複中原的陣地，怎能不由心生感慨呢。
霸主劉裕與謝靈運的關系，必須置於晉宋之際“江南社會從一個時代進入另一個新時代”（川勝義雄《魏晉南北朝》）大框架思考，并不是簡單的“利用舊貴族”與“屈服於皇權”這樣二元政治學邏輯可以涵蓋。特別是劉裕不念舊惡，對於謝靈運在政敵劉毅麾下任職一事幾乎毫不在意，在晉宋嬗代之後，立刻任謝靈運為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如果我們審視謝靈運在劉裕去世之後所作的《武帝誄》“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等詞句，可知其絕非為文造情。
然而，謝靈運與宋武帝之後劉宋帝室的關系，也是多維的，這種多維關系某種意義上是他中年詩文中充斥著撕裂式情感的源頭所在。南朝貴族最吸引當時人的地方，即是他們的“文”，這種文并不簡單限於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學”，包括他們的藝術、修養、談吐、家世等廣義的文化層面。因此，在劉宋新朝，謝靈運被“唯以文義處之”——其實，在推崇文義這一層面上，劉氏家族都是實質性的進行，并非簡單“點綴盛世”而已。然而，充滿事功心的謝靈運，“常懷憤憤”，轉向劉裕次子劉義真的幕下，《宋書·謝靈運傳》記載“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只是司徒徐羨之等人反對這個“小集團”的存在，殺害了劉義真，出謝靈運為永嘉太守。
事功的低穀，卻是謝靈運文名的第一個高峰期，《宋書》稱“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名動京師。”就是在會稽的始寧墅，他寫下了洋洋灑灑的巨制《山居賦》，開篇他就點題，說隱士有四種：岩栖、山居、丘園、城傍。他自己無疑屬於山居——這是他和同時代陶淵明在“隱”的存在類別上的重大差異。林文月女士認為謝靈運的風格與其說像古代中國文人，不如說更像19世紀的歐洲浪漫詩人（《謝靈運及其詩》）。在風行痛飲美酒的六朝名士之中，小尾郊一敏銳地注意到謝靈運并不喜歡飲酒（《謝靈運傳論》），所以通觀《山居賦》全文，在繁複典雅鋪陳的精美南朝辭藻之後，我們可以看出謝靈運心靈深處那份深深的、無法消融的孤獨感。
多維視角的另一個表征在佛教，謝靈運對於《大般涅槃經》漢譯本有精彩的潤色。據平田昌司教授研究，《悉曇藏》中“謝靈運雲”“謝居士”等，都是謝靈運涉及梵語的著作《十四音訓叙》之佚文（周一良先生、張伯偉教授以為是慧叡之作）。此外，據新羅崔致遠《法藏和尚傳》所雲，《華嚴經》也有謝靈運的潤文。若加上《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謝靈運《游名山志》，日本空海《文鏡秘府論》對“康樂公”的文章之贊，均足以證明謝靈運之盛名遠播東亞。
元嘉三年（426），建康朝廷再次發生巨變，宋文帝劉義隆登基，翦除了徐羨之等人，年過不惑的謝靈運被征召為秘書監再度入京。雖然“心中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喜悅”（葉笑雪《謝靈運傳》），但是縱情丘壑和極度期盼事功的他，對文帝交代的本職工作——修撰晉史之事并不上心，只是“粗立條疏，書竟不就”。後來又與新的寵臣發生矛盾，再度被外放，臨離開建康前，他寫下了《上書勸伐河北》，在這篇上書中，謝靈運展示了他對北方十六國後期局勢的精准判斷，尤其是對鐵弗匈奴與拓跋鮮卑的國力分析（徐衝《觀書辨音》）。他懇切地勸宋文帝：“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實際上，上書兩年後的元嘉七年，宋文帝就真的開始了他第一次“封狼居胥”的北伐。
謝靈運流星般的一生，經歷了東晉、桓楚、劉宋三個朝代，前後七個皇帝（東晉孝武帝、安帝、恭帝，桓玄，劉宋武帝、少帝、文帝）。其中，東晉與劉宋的區別之一即在於，武人皇帝劉裕建立的“軍事政權”劉宋，反而從本質上比貴族司馬氏東晉更加愛好文學。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小石《中國文學批評史》稿本謂此時“夫重視文學，一變而為貴今賤古。”實際上，文學第一次從官方制度史意義獨立於儒學、玄學、史學之外，正是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設立的“四館”。
生活在激烈的朝代與時代劇變風暴之中的謝靈運，他身上的多維成分，在後世慢慢被剝離，他的名字基本上只出現在“中國文學史”的章節名稱中，而漸漸消失於“中國通史”或“中國哲學史”的叙述中。六朝人物形象建構的過程當然會受到文化與社會、時代的限制，無論是史料的“拼凑”（bricolage）抑或傳統的再生產，都需要我們傳遞給未來一個“多維視角”下的而非“單向度”的謝靈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