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歐洲，則被自己的價值觀所束縛，理念至上，面對危機和挑戰無法正確應對。我們可以從如下一個例子來看歐洲把價值觀極端化到了什麼程度。
2016年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被三位難民性侵，她報警時向警察說謊，稱是三位說德語的人搶劫了她，言外之意是本國人做案。事件真相曝光後，她就在臉書發表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著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
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祗有在歐洲政治環境下發生的咄咄怪事。由此可以想見西方政壇已經把價值觀推到何種離譜的地步。
由於今天的西方凡事都要問是否符合價值觀，而不是從實際出發，所以其制訂的政策別說解決問題，往往是問題產生的根源。
今天的歐洲並不是沒有人不懂美國的戰略，而且也知道怎麼做才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改變被動艱困的處境。比如效仿美國就可以了。只是被價值觀鎖定的歐洲無法做到。如果說美國吃定了俄羅斯被挑釁必動武的民族特性，也同樣吃定了為了價值觀寧可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歐洲。歐洲要想走出危機，只怕是遙遙無期。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宋魯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