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8日電／日本央行下一步舉動將牽動市場神經。作為全球最後一個仍然實施負利率的大型經濟體，日本央行距離退出寬鬆似乎祗有一步之遙。對於全球市場而言，這會是一個時代的告別。
由於長期的負利率，日本居民持有大約3.5萬億美元的海外投資淨資產。貨幣政策的變動可能對這些海外資產帶來長期影響，這也可能帶來巨大的全球資產價格的波動。作為“安倍經濟學”的忠實擁躉，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任期將滿，未來的接任人選將成為市場關注焦點。有消息稱，下一任日本央行行長人選將在2月10日被提名，新行長的背景也將會被市場嚴格審視。如果說黑田東彥開創了日本超級寬鬆貨幣政策的新時代，那現在很可能是該說Sayonara（再見）了。
行長換屆 關注幣策轉向
自1991年以來，受房地產泡沫衝擊和人口高度老齡化影響，日本經歷了經濟低迷與結構轉型期。為擺脫通縮困境並刺激經濟增長，日本央行進行一系列探索與創新，大致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1991至2001年低利率階段走向零利率的階段、2001至2006年第一輪量化寬鬆的階段、2010至2013年第二輪量化寬鬆的階段、2013至2016年量化質化寬鬆QQE階段（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onetary Easing）以及2016年至今實施的“QQE＋YCC＋2%通脹目標”框架階段。2016年9月，在與通縮風險對抗近三十年後，日本央行在負利率（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下調至－0.1%）的基礎上，引入收益率曲線控制目標（Yield Curve Control，YCC）的QQE，並推出通脹超調承諾，由此新貨幣政策框架形成。
貨幣政策框架的出發點就是貨幣政策目的是什麼。貨幣政策目標體系包括操作目標、中介目標以及最終目標，形成“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1997年修訂的《日本銀行法》第2條規定，日本央行以實現物價穩定為目標，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同於美聯儲就業最大化和價格穩定的二元式政策目標，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目標更強調物價穩定。但是相較美國和歐洲，日本通脹目標制確立較晚，通脹預期的錨定作用偏弱。2013年1月，日本央行調整原先模糊的目標設定，引入通脹目標制，設置定量標準，即日本央行將在未來兩年內盡快使得CPI同比增速達到2%。2016年9月，日本央行進一步推出通脹超調承諾，即“央行將擴大基礎貨幣供應量，直到核心CPI（剔除新鮮食品但包括能源）的同比增速超過2%，並以溫和方式保持在2%以上”，以期通過前瞻性指引措施引導公眾通脹預期的形成。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隨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整與創新而不斷切換。2001年3月，量化寬鬆政策（QE）下，中介目標從利率轉為貨幣供應，相應地，操作目標由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切換為商業銀行在央行的準備金賬戶餘額。隨後，QE終結，中介目標切換回利率。2013年4月，量化質化貨幣政策框架（QQE）下，中介目標再次轉為貨幣供應，操作目標為基礎貨幣投放，在零利率的基礎上擴大非傳統貨幣政策力度。2016年9月，帶有收益率曲線控制的QQE框架下，中介目標再度回歸利率，即短期政策利率徵收負利率的同時，還調控長端利率，使十年期國債利率維持在0%左右，從而對收益率曲線形態進行整體調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