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府有力協調生產與消費提供範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歷程有何不同之處？
葛凱：在我看來，中國與其他工業化“後發者”之間的相似點多於不同點。中國常被視為政府成功引領現代化的典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希望效法的。其實，中國也提供了政府有力協調生產與消費的範例。我注意到，消費主義經常是現代化研究的“事後想法”。學術界曾一直以為，生產出來的任何產品都會自動地被消費，對產品的需求是無限的。直到最近幾十年，關於現代化的研究考察了人們是如何“學習”想要越來越多東西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需要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獲取這些東西。簡言之，如果沒有消費主義，也不會有工業化；反之亦然。這一關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還很難看出來，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關係則變得非常明顯。
我剛才提到，新中國現代化的突出特徵是政府發揮了核心作用。相比之下，較少被關注的一點是中國政府不僅決定著國家優先生產什麼，還決定著國民優先消費什麼。我用“國家消費主義”來描述這種政府同時涉足消費主義三個方面的情況：生產什麼、誰得到生產出來的產品；與這些產品有關的理念；擁有這些產品如何定義人們的身份。人們開始使用特定品牌的產品以表明自己是誰——富有的農民、有影響力的官員、成功的企業管理者、知識分子、城市居民等。在“年輕”的新中國，每個城市家庭都有一段渴望擁有並想辦法購置“三大件”的經歷。以手表為例，在20世紀60年代末，地方品牌、國家品牌、國際品牌的複雜社會等級結構就已出現了。
當然，在新中國成立早期，政府更多地致力於使國民的勞動產出最大化、消費欲望最小化。即使在這一階段，政府有時也需要國民增加消費。例如，20世紀50年代，蘇聯服裝傳入中國後一度成為中國人的時髦穿著。工業化實現後，鼓勵消費是一種以物質獎勵驅動人們更加辛勤勞動的方式。但值得警惕的是，不平等或將伴隨工業化而來，比如在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居民、工人、腦力勞動者成為工業化的“贏家”，農民、女性、體力勞動者則陷入劣勢。正因如此，中國政府出台了旨在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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