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軍說，目前，全球通脹問題得到階段性緩解，但導致全球經濟下行的短期和長期因素依然很多，包括美歐等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的緊縮效應逐步顯現、發達國家金融系統承受力與穩定性受到挑戰、政府或企業違約風險不斷攀升、企業和國家層面的供應鏈持續調整、貿易保護主義與資源民族主義依然盛行、主要經濟體勞動力供給逐漸減少、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與穩定的影響充滿不確定性、全球經濟去碳成本依然過高以及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等地緣政治衝突多點爆發等。這些因素的發展演化都可能給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損害全球經濟增長。
“2024年，不少經濟體將迎來大選。大選可能會引發經濟問題政治化、國內問題國際化，加劇國際關係緊張。”陳鳳英表示，近年來，世界經濟受到烏克蘭危機、中東局勢緊張等問題衝擊，相關問題目前尚未有效解決，部分地區還顯示出新的衝突風險，可能導致能源價格再度上漲，讓通脹問題再度凸顯。地緣政治衝突還將阻礙多邊合作，削弱國際合作和協調機制的能效。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依然是世界經濟面臨的嚴峻挑戰。世界銀行預測，2024年，全球貿易增長預計僅為疫情前1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近日表示，如果任由世界經濟碎片化趨勢延續，會使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損失7%，大致相當於法國和德國1年GDP的總和。
世界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英德米特·吉爾表示：“如不進行重大調整，21世紀20年代將成為錯失機會的十年。近期增長仍將疲軟，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貧困國家陷入困境：債務壓力沉重如山，近1／3的人口缺乏食物保障。這將阻礙許多全球優先事項取得進展。”他也指出，扭轉頽勢的機會依然存在。政府應該立即著手加快投資、強化財政政策框架。
“2024年，多數國家央行仍將在‘抗通脹’和‘防衰退’的政策目標中尋求艱難平衡。”徐秀軍說，為應對全球經濟挑戰，各國政府和央行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一方面，要共同防範各國經濟政策對外產生負面溢出效應，尤其是要防範個別大國利用自身在全球經濟體系的主導作用對外轉嫁風險和危機；另一方面，要通過協調形成應對挑戰的政策合力，共同維護開放包容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塑造全球經濟增長新動力。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