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束沐認為，融合發展不單是政策研究、理論研究，而是一種思維方式，逐漸內化為自己的思維體系。
作為“生活”的融合發展
作為“新香港人”或“港漂一族”而言，束沐認為，不僅在研究融合發展、宣傳融合發展，連自己的生活就是融合發展的生動實踐：穿梭兩地之便、享受兩制之利。尤其是親眼見證著過去5年來，香港社會對兩地融合的三個階段：一是排斥與抗拒，以2019年修例風波為最高點；二是隔絕與期待，疫情3年對港人的內地觀產生決定性影響；三是擁抱與共享，以疫後兩地加速深度融合為標誌。身處歷史轉折，這種親身體驗與感悟格外難得，而這種經驗也對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產生了新的啟發。
束沐表示，“一國兩制”理論的締造者是在國家完全統一前或港澳問題解決之前進行思考和設計的，故在傳統官方論述中，“一國兩制”是在“一國”前提下，維持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是，在融合發展的脈絡下，所謂“生活方式不變”的論述需要進行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優化，應該可以修正表述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發展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來，“一國兩制”就找到了最後一塊理論拼圖，也為今後港澳台治理打開了新的思路。他強調，這恰恰是我們這一代中評人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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