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出現上述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回歸之初中央政府給予了香港特區在文化教育領域的高度自治權。這樣，許多殖民時期的文化和教學內容得以保留下來，在教材和具體教學中對內地進行醜化或污名化的內容及言行司空見慣，久而久之從這種文化教育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孩童就出現了認知乃至認同上的偏差，把中國人和香港人對立起來看待。另一方面是回歸後沒有及時有效地推行國民教育和革新文教領域的政治儀式，錯過重塑青少年認同的最佳時期。實際上，在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就曾提出增設國民教育及德育課程為中小學必修課，但因來自社會的壓力之多、壓力之大，故而作罷。從“佔中”和“反送中”等身份認同被異化的典型政治風波中得到的教訓，就是要儘快推展國民教育，加強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在文化教育領域的合作。2022年以來國民教育全面實施，並與《維護國家安全法》和《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形成合力，一起扭轉了身份認同被錯置的態勢。
（三）其他國家獨特地區文化教育權力的運行現狀
在整合問題上備受關注的國家可能是英國、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等。它們的整合問題與中國不同，前者表現為民族關係問題，後者表現為內戰遺留問題，但前者在國家整合過程中的文教權力安排以及運轉，對今天中國統一台灣後的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它們都是單一制國家，並且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與這些國家的獨特地區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四個國家在文教領域的權力安排各有特點。相同點體現在：它們在民族整合問題上皆採用的是權力下放，即授權。單一制國家的授權與聯邦制國家的分權都是實現自治的方式或途徑，自治則是它們所追求的目標和狀態。授權的好處在於沒有因在該國某些地區或所有地區實行自治而導致國家結構形式的改變，中央政府掌握著主權，地區/地方的所有權力都是中央政府授予的權力，在權力的下放、收回和改變方面中央政府具有最終決定權。不同點體現在：四個國家在文化教育領域下放的權力大小各異，或者說獨特地區在文化教育領域的自治程度不一。英國和西班牙在所有地區實行文教權力下放，英國近乎完全自治，而西班牙則有一定限制；法國和意大利對文化教育領域的自治較為謹慎和“吝嗇”，都僅在獨特地區作出有限的授權，中央政府在地區文教事務上仍有實質性的影響力。
這些獨特地區享有的文教自治權力參差不齊，其影響亦互有不同。比較來說，英國和西班牙的獨特地區被授予的文教權力較大，其對地區政治的影響也較大，甚至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還舉行了分離公投；相對地，法國和意大利的獨特地區被授予的文教權力較小，其對地區政治的影響也較小，全國性政黨在地區政治中並未完全被邊緣化，反倒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治理相對成功。質言之，在獨特地區，文教自治權力越大就越有可能產生較強的排他性身份認同、較強的地區性政黨和較強的更大權力/分離欲求；反之，文教自治權力越小，對地區政治生態所產生的影響就越小，就越能維護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對中央政府的考驗是如何在最大和最小的天平之間求得一個讓各方都能滿意的取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