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歐盟改變對華認知與戰略的外部結構刺激
歐盟改變對華認知與戰略這一外部結構刺激了立陶宛對華政策轉變。近期，歐盟對華戰略與認知產生變化，中歐之間戰略“間隙”擴大，作為歐盟成員國之一的立陶宛深受影響。近年來，歐洲議會再次掀起一波反華浪潮，在部分反華議員的鼓動下，歐洲議會通過一系列反華議案，諸如在2021年9月通過“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決議，號召歐盟加強與台灣當局的政治聯繫。⑫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立陶宛作為歐盟成員國，在政治立場上與中國的距離愈行愈遠，企圖以此換取歐盟的各項支持。因此，立陶宛的對華政策倒向反華的一面，呈現出迎合歐盟對華政策的特徵。
近年來，歐盟感到中國的競爭越來越強，認為中國走的是一條與西方不一樣的道路，擔心中國的發展會給歐盟帶來威脅。⑬在新的對華政策路徑下，歐盟已經逐漸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其對華政策中的一些反華策略浮出水面，作為歐盟成員之一的立陶宛深受影響。首先，在經濟方面，歐盟對華的貿易保護主義逐漸加強，甚至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企業在歐洲投資設立更嚴格的門檻，並且頒佈一系列法規限制中國企業在歐盟的經濟活動。其次，在政治方面，歐盟在涉台、涉港、涉藏等事務上不斷製造事端。2021年3月，歐盟以“新疆人權”為幌子，對新疆某些企業和個人實行經濟制裁。再者，在地緣戰略方面，歐盟內部一些國家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可能會“分化歐洲”，並對抗性地提出“歐亞互聯互通”戰略，試圖與“一帶一路”進行區隔，爭取地緣政治經濟的主導權。整體而言，歐盟對華政策在經濟、政治和地緣戰略等方面已經發生轉變。在這種外部結構的刺激下，立陶宛作為歐盟成員之一，對中國的競爭意識加強，因而調整其對華政策。
四、內部認知：立陶宛對華政策變化的認知因素
從內部認知的維度分析，立陶宛國內的內部認知變化也導致其對華政策發生明顯變化，主要與立陶宛國內政黨輪替、政局變化有關。2020年立陶宛議會選舉後，執政黨由左翼政黨轉變為右翼政黨，這造成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認知、價值認知、安全認知與上一屆政府相比發生變化。首先，在政治認知層面，2020年新上台執政的是右翼政黨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這造成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認知與政治立場變得偏右，因而在對華政策方面轉變為激進特徵。其次，在價值認知層面，在意識形態塑造與“價值觀外交”的影響之下，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價值認知變得更加保守、偏右，依據意識形態的“二元分野”來制定當前對華政策。最後，在安全認知層面，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認知與安全戰略變得更加趨向反俄、反華、親美。
（一）政治認知變化
右翼政黨上台執政後，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認知變化導致其對華政策發生明顯變化。2020年，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上台執政。與屬於左翼政黨的上一屆執政黨立陶宛農民與綠人聯盟黨相比，新的執政黨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屬於右翼政黨。右翼政黨執政造成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認知變為偏右，導致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明顯變化。
2020年10月，立陶宛舉行議會選舉，選出新一屆141席議員，任期4年。此次選舉結果是，右翼政黨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贏得多數議會席位，在議會141席中取得50席，取代之前執政的左翼政黨——立陶宛農民與綠人聯盟黨，展開新一屆政府執政的序幕。在組閣過程中，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與自由黨、自由運動黨正式結盟並且聯合組成右翼政府，共同推舉希莫尼特擔任新總理。希莫尼特雖然表面上是無黨籍身份，但實質上是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的背後領導者。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的政治認知與上一屆左翼執政黨相比，更加偏右、更加親美、更加反俄。總理希莫尼特曾宣稱“俄羅斯、中國將會危害立陶宛的安全”，“立陶宛應與台灣結盟”。⑭由此看來，右翼政黨執政導致立陶宛新一屆政府的政治認知發生變化，進而造成當前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激進轉變。同時，立陶宛右翼執政黨的另外一個考量是企圖通過激進的對華政策滿足國內右翼政客要求、取悅偏右選民，以此吸取更多的選票，鞏固基本盤，為未來的選舉做鋪墊。
（二）價值認知變化
右翼政黨上台執政後，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價值認知變化導致了其對華政策發生轉變，體現了強調價值與觀念的建構主義理論邏輯。雖然經濟利益、物質利益深刻影響某一國家的外交政策制定，但是文化、價值與觀念的因素也會發生作用，價值觀念的力量在國際關係中不可忽視。⑮當前，在意識形態二元對立與“價值觀外交”的塑造之下，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價值認知變得更加保守、偏右，依據“自由民主價值”來推動對外政策。新一屆立陶宛政府在對華政策中，放大意識形態對立與不同制度矛盾，推動“價值觀對華政策”。在政策實踐中，立陶宛將自己標榜為當今東歐的“民主燈塔”，在新疆、香港、台灣問題上製造事端，干涉中國內政。
首先，在歷史視角之下，蘇聯解體、立陶宛獨立後，立陶宛國內社會彌漫的“歷史宿怨、受傷情感和價值差異”，導致立陶宛在價值觀念上偏離東方而擁抱歐洲。⑯立陶宛政府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政治體制等方面進行一系列改革與轉型，幾乎所有的國內政治和經濟建設都從屬於西方價值觀。發展至現階段，右翼政黨執政後，新一屆立陶宛政府在價值認同、身份認同方面進一步轉向西方，加劇了目前立陶宛國內的“反俄、反共”思潮。在此脈絡之下，2020年立陶宛大選後，新總理希莫尼特就強調“以價值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公然宣稱“將捍衛世界各地為自由而奮鬥的人，從白俄羅斯到台灣”。⑰因此，立陶宛對華政策轉變為消極立場。
其次，新一屆立陶宛政府還形成一種價值認知，即中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不斷發展壯大會給立陶宛“造成威脅”，尤其是近年來中國自身發展所體現出的制度優勢使奉行西方民主價值觀的立陶宛感到壓力，這種價值認知屬於不同意識形態之間“二元衝突”的思維，也體現為近年來西方國家強調的“東方—西方”、“民主—專制”等二元對立思維。當前，在右翼政黨執政之下，立陶宛政府的價值認知一方面認為發展對華關係有助於促進自身經濟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更擔心與中國過於密切的接觸會挑戰立陶宛長期奉行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因此，在以上價值認知的影響之下，當前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明顯變化。
（三）安全認知變化
右翼政黨上台執政後，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認知變化也導致其對華政策發生轉變。立陶宛作為一個地緣夾縫中的小國，在國家生存與發展過程中面臨安全脆弱性的問題，包括立陶宛國內的俄族問題、立陶宛的地緣安全矛盾、立陶宛經濟和能源的依賴性問題等。目前，伴隨東歐局勢變化與地緣壓力增大，右翼政黨上台執政後，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認知也發生變化，在安全認知與安全戰略方面由曾經的對沖路線轉為向美國、歐洲靠近，渴望獲得美國與歐洲大國的安全支持。⑱因此，當前立陶宛的對外政策伴隨自身安全認知的變化而進行調整。
具體分析，作為一個中東歐的小國，立陶宛的安全戰略一直以生存與發展為核心，自身的安全認知是立陶宛制定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首先，近年來，由於克里米亞入俄、白俄羅斯局勢、俄烏衝突等原因，立陶宛進一步重視國家安全。右翼政黨領導下的新一屆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認知由以往“對沖戰略”進一步向美國與北約靠近，集中表現為更加反俄、反華、親美、親歐。在這種安全認知的影響下，立陶宛需要付諸相應的行動來獲取美國的關注與支持。諸如，立陶宛國防部副部長阿布克維修斯在2022年4月對外聲稱“立陶宛準備好在印太安全領域扮演更積極角色”。因此，在地區局勢變化與安全認知變化的情況下，立陶宛開始轉變其對華政策，作出一些反華行為向美國納“投名狀”，以此換取美國的安全幫助。
五、結論與討論
中國和立陶宛建交後相處30多年以來，立陶宛對華政策由平穩務實發展演變為當前的激進反華，其對華政策的變化不是由某個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在外部結構與內部認知這兩個維度組成的分析框架中，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孤立地看待任何一種結構因素或認知因素，都較難全面、準確地理解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調整與轉變。從短期看，當前立陶宛的對華政策行為或許能引起美國與歐盟的關注，獲得美國與歐盟的口頭支持；但從長期看，立陶宛的對華政策過於短視，不但損害中立兩國關係，而且對立陶宛本國的長遠發展也毫無益處，甚至將犧牲立陶宛人民的利益。總之，當前立陶宛的對華政策是錯誤的。現階段立陶宛國內的經濟壓力與治理困境也印證了這一點。立陶宛原本寄希望於與台灣合作以緩解中國大陸市場封鎖所帶來的經濟壓力，但最終卻以極大的挫敗告終。眼下，歐洲各國尤其是近期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紛紛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往來，發展當地經濟，給立陶宛很大的震動。立陶宛許多企業和民眾要求全面恢復與中國的關係。在這種形勢下，立陶宛迎來了2024年的總統大選。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議題”出人意料地成為2024年立陶宛總統大選的焦點，尤其是現任總統瑙塞達在選舉期間出人意料地改變了立場，甚至對台當局提出了具體要求，以期幫助立陶宛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瑙塞達指出，先前立陶宛曾允許台灣當局設立所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然而，此做法嚴重破壞了中立關係。所以，依照國際慣例，台灣當局應將名稱中的“台灣”修改為“台北”。瑙塞達毫不避諱地表示，對於態度為何突然轉變，他認為是出於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他指出，使用“台北代表處”是國際通行做法，也符合一個中國政策，或許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做法。由此可見，要想連任的瑙塞達，通過表達對華友好的言辭（在“台灣代表處”名稱調整方面的積極表態）來彌補長期以來因對華強硬立場所帶來的損失，希望爭取贏得經濟選民的支持，同時向中國釋放緩和兩國關係的信號。2024年5月26日，立陶宛新一輪總統選舉結果顯示，現任總統瑙塞達以壓倒性優勢獲得連任。接下來，瑙塞達總統領導下的立陶宛政府對華政策是否會發生新變化，我們衹能拭目以待，畢竟對於瑙塞達總統，既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總之，立陶宛作為小國，出於本國利益的角度出發，無論是在政治層面還是經濟層面，與中國保持穩定且正常的關係都至關重要。未來，希望立陶宛政府汲取歷史教訓，不再充當西方大國的棋子以及大國博弈的馬前卒，應認清國際政治的發展大勢，摒棄冷戰思維，糾正錯誤的對華政策，重回曾經平穩務實的對華政策，深化與中國在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如此才真正符合立陶宛本國及其人民的利益。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台灣‘Z世代’青年的國家認同研究”（項目編號：23YJCGAT003）階段性成果；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貫徹‘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的實踐和經驗研究”（22AZD10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台灣當局在與中國的建交國中設立的機構一般以“台北”名義設立，諸如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駐英國台北代表處、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等。但是，立陶宛卻打破這一常規，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設立“代表處”，形同於視台灣為“國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②［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世紀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頁。
③韋民：《小國與國際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5頁。
④張艷璐：《小國對外戰略的邏輯與偏好分析:以波羅的海三國為例——兼論波羅的海三國對華關係和政策的演變》，載《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9年第5期，第55-73頁。
⑤韓獻棟，趙少陽：《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韓國的對華戰略：基於對沖概念框架的分析》，載《國際論壇》，2021年第3期，第97-118頁。
⑥立陶宛國家安全局：“NATIONAL THREAT ASSESSMENT 2019”，2019年版，第32-33頁。
⑦Lithuanian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Chinese investment into Klaip.da port a 'concern' for 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 says”. www.lrt.lt, 2019-07-29，訪問時間：2022年2月8日。
⑧立陶宛國家安全局：“NATIONAL THREAT ASSESSMENT 2020”, pp.33-34. 2020年版。
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Lithuania: “Taiwan to open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 https://urm.lt/default/en/news/taiwan-to-open-its-representative-office-in-lithuania, 2021-07-20，訪問時間：2022年2月18日。
⑩1981年，因台灣當局向荷蘭採購軍事潛艇，中國政府將與荷蘭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而後直到1984年雙方才恢復大使級關係。
⑪李義虎：《拜登對華戰略中的對台政策：戰略定位與戰略競爭》，載《台灣研究》2021年第3期，第1-9頁。
⑫高雲昊：《透視立陶宛在台灣問題上的鬧劇》，載《兩岸關係》2021年第9期，第31-33頁。
⑬金玲：《“主權歐洲”、新冠疫情與中歐關係》，載《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第71-94頁。
⑭Lithuania to support 'those fighting for freedom' in Taiwa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lithuania-china-idUSKBN27P1PQ, 2020-11-09，訪問時間：2022年3月3日。
⑮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載《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3頁。
⑯曹鵬鵬：《聯盟轉型與小國追隨戰略評估——以波羅的海三國對北約追隨戰略為例》，載《國際觀察》2019年第2期，第139-156頁。
⑰同⑭，訪問時間：2022年3月4日。
⑱梁強：《“身份認同”與“安全兩難”——加入北約和歐盟後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載《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2年第3期，第76-8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9月號，總第321期，P108-1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