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海基會相關人士認為當年香港協商沒有達成結論，然而若是如此，大陸豈有可能同意進行1993年4月歷史性的辜汪會談？而若仍要堅稱當年沒有簽署關於九二共識的文件，那麼民進黨政府如果真有復談的誠意，何妨由海基會重新宣讀1992年在香港向海協會提出的表達方案：“在海峽兩岸都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如此一來，何愁大陸不會做出正面回應？問題在於民進黨政府拒不認同國家統一，也不接受一中原則，兩岸遂不存在保留對一中涵義不同認知的迴旋餘地，原本的協商機制只能繼續停擺。
此一狀態的詭異和反常之處，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無論再怎麼抗中抑中，仍與中國大陸維持邦交，雙方保有溝通及合作的許多管道，反而位居要害、首當其衝的台灣，既不回應一中原則，亦無自己的一中政策，以致失去和大陸原有的正式聯繫平台；民進黨政府成了全球唯一無法和大陸當局良性互動的實體。海峽兩岸連事務性商談都無法進行，高層次的台海和平穩定更不可得，以致危及台灣安全。
因此，伯恩斯雖對“外交事務”期刋表示兩岸分歧應和平解決，但客觀來說，根本沒有操作的方式與機會。早在1971和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先後向周恩來要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時，周恩來即反覆說明了中國大陸只能同意“爭取和平解決的前景”，無法保證和平解決，原因是當台灣當局拒絕政治談判時，和平解決便會落空，所以大陸只能表達“爭取”。於是此一表述成了上海公報中的美方聲明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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