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鰐索羅斯也曾不失時機地“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1986年，他成立了一個“改革開放基金會”，每年出資不少於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兩年多的時間，索羅斯共計贊助了中國將近300多個項目，總贊助額約250萬美元。該筆資金主要用於派遣赴美學者以及接待美國來華人員、進口美國和西方社會科學書刊、建立討論性質的沙龍，以及資助文化產業。2005年，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為一家名為“國際公平橋梁”的機構提供了45萬美元的資助，支持它在中國開展刑事辯護方面的培訓。“開放社會基金會”還聯合“福特基金會”，共同資助了分析報道中外NGO動態和發展的《中國發展簡報》。
這些研究活動，使美國有機會掌握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第一手資料，並為其尋找中國社會和體制的不足之處和戰略突破口提供了條件。
100多年前，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就曾提醒當時的總統希奧多·羅斯福：“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因此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面收獲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潮流，並使其壯大，那麼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他認為：為贏得中國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即使從物質利益的角度來說也是完全值得的。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商業。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曾宣稱：“美國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信息、國際交流以及類似的軟手段來破壞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在中國對此持任何異議的人都無法阻止它。”
由此可見，和軍事戰場上的刀光劍影不同，經濟和思想戰場上的較量是暗戰無聲，但卻更加致命。（作者：戴 旭 來源：國防參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