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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在巴西福塔萊薩簽署協議，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 |
中評社香港8月12日電／最近，中國領導人在論述經濟問題時，開始經常使用一個詞匯“新常態”。其實，仔細觀察分析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乃至對外關系，人們可以發現，從某種程度上說，“新常態”不但在經濟領域裡來臨，而且幾乎全方位地迫近中國的方方面面。其他領域中，對中國內外的人們衝擊比較大的，是中國的對外關系。
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11日載文《中國對外關系進入“新常態”》，文章說，在現階段，中國比較多地認識“新常態”僅僅是在經濟領域，而沒有意識到在其他一系列領域裡的相同趨勢。
首先，從時間上也許是個巧合：2014年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35周年；再過35周年，恰好是2049年，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周年。
過去35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也帶來了許多因成就而帶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無論是國內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抑或是對外關系中的許多矛盾，都在過去35年裡經歷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時至今日，這些問題都到了需要轉型的臨界點。
經濟領域的轉型來得比較快，比較直觀，“經濟增速的換檔期，調整改革的陣痛期，前期經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效應”，是對這一狀態的比較合適的描述。
其他領域中，對中國內外的人們衝擊比較大的，是中國的對外關系。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中國對外關系也在面臨微妙的轉型。只不過，現階段中國的人們似乎還無法准確定位這一轉型的走向和尺度，中國外部的人們對此也就更為莫衷一是。
未來的35年，也就是從2014年到2049年的這35年，將是中國在“新常態”中，以一種新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尋求發展的階段。但究竟如何定義已經或即將來臨的“新常態”？如何准確區分“舊常態”與“新常態”之間的差異？如何把握兩者之間的銜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新舊轉型之間的“度”，並避免出現其間的思維和行為盲點？這是今天和未來中國面臨的挑戰。
如前所述，經濟領域從“舊常態”到“新常態”的過渡，相對比較容易把握，其研判指標都是相對硬性的：原有的廉價生產要素的消失，本身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凸顯，經濟下行的重大壓力，這都提示人們，“舊常態”已經過去，“新常態”已經來臨，人們必須迅速調整思路，應對“新常態”下的挑戰，即便這些挑戰本身也是難度極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