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傳操縱系統最早的雛形是為了解決飛行器穩定性而開發的增穩器、阻尼器。隨著上世紀70年代末電子技術的大發展，西方最早嘗試直接將飛行員的操縱信號接入計算機，從而取消了全部機械操縱系統，構成了完全由計算機控制的電傳操縱系統。
“正是由於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使飛機操縱品質和性能得到改善，給飛機控制帶來更大的自由度，也被廣泛應用於第三代和第四代戰鬥機，例如：F-16、Su-27與F/A-18戰鬥機等，成為先進戰鬥機的典型標誌。”楊偉解釋說，“這項技術也自然成為‘猛龍’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核心技術。”
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的另一個重要性還在於打破了飛機設計中需要保持靜穩定性的氣動布局。眾所周知，要想充分發揮戰鬥機靈活的機動性能，最好摒棄傳統的飛機設計法則，通過使用靜不穩定的設計獲得性能的空前提高。“猛龍”就採用了我國自主研製的放寬靜穩定性的鴨式氣動布局，從而保證它具有良好的機動性。
“靈活與穩定看上去是一對無法調和的矛盾，這就像在籃球上再放個乒乓球，要實現靈活地運動，同時一切又是穩定的，這聽上去就像是在玩雜技。”楊偉試圖用最簡單的比喻解釋最深奧的道理，“我們研製的放寬靜安定度全權限三軸四餘度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就是為了配合‘猛龍’的靜不穩定的設計，解決靈活與穩定這對矛盾。”
然而，在上世紀80年代，當世界戰鬥機享受著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帶來的效益時，我國整體技術才剛剛起步，一些飛機設計單位正在尋求國際交流，試圖逐步實現原理與方案的探索。“當時對於這套系統的認識，我們還處於既不完全理解其內涵，又沒有實現的途徑與方法的階段。”楊偉說：“它不僅在中國是空白，也是世界的前沿技術。”
那是楊偉第一次作為一個主要的負責人之一承擔這麼重大的項目，“由於國際上對我們的嚴密封鎖，很多的技術探索就像是行走在浩瀚宇宙孤獨而絕望的角落，然而，正是這個年輕團隊憑借著探索的激情總是將我們一次一次地帶出困境。”
經過幾年的努力，在查閱、摸透大量技術資料的基礎上，楊偉設計出十多種不同的方案，以全新的思路對系統可靠性進行對比分析，攻克了以餘度配置、故障檢測隔離重構、同步算法等一系列關鍵技術，實施了全系統數字仿真和半物理綜合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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