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7日電／環球網消息：美國《外交》雙月刊9/10月一期發表安德魯·巴切維奇的一篇文章稱，在冷戰期間，美國更喜歡節約使用(而不是揮霍)其軍事力量，出發點不是戰鬥，而是保衛、威懾和遏制，冷和平顯然比核激變更可取。當美國決策者偏離這一原則，試圖在1950年統一朝鮮半島以及在上世紀60年代向越南部署戰鬥部隊的時候，其結果證明是極其不幸的。
節約使用并不意味著膽怯。為了賦予遏制政策可信性，美國曾在西歐和東北亞派駐大量軍隊。對於無力自衛的盟國，美國守衛部隊提供安全保障，從而培養出一個有利於複蘇和發展的環境。隨著時間推移，曾被認為脆弱的地區實現了穩定和繁榮。
不過，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關武力使用的官方思想發生了徹底改變。1991年在時任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的支持下起草的《防務規劃指南》草案暗示了這種正在出現的情緒。僅僅避免戰爭已經無法滿足需要。該文件描繪了由美國“戰勝共產主義”以及打贏伊拉克戰爭所“塑造”的世界秩序，指出了“以有利於美國的方式塑造未來安全環境”的機會。
塑造未來——這是一項值得肩負歷史使命的超級大國去從事的事業。為此類期望增添一種貌似有理的外表，將是對美國軍力的洋洋得意的禮贊。到上世紀90年代初，諸如“防禦與威懾”之類的概念顯得有些膽怯(如果不是完全懦弱的話)。那個時代的一份陸軍戰場手册曾認為美國軍隊有能力“在幾乎任何條件下的世界任何地方的戰場上及戰場外取得快速、決定性的勝利”。於是曾經被認為是一種粗魯手段的武力，被當作一種萬用的鑿子來使用。
很少有一種聽起來無害的命題產生過比這更為嚴重的危害。按照塑造未來的要求，軍事行動主義成為當今的風尚。歷屆政府不是堅持某種原則性的戰略，而是屈從於機會主義。參照一份美國被要求解決問題的事項清單，被青睞的解決方案往往涉及揚言或實際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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