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0日電／18日晚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文2.5萬字左右。
做為國家級重大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從去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一直為外界廣泛關注。昨晚的《新聞聯播》在描述這一戰略時，再次使用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這樣的描述，規格可見一斑。
對中國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意味著什麼？這份近期規劃到2020、遠期規劃到2035的重大綱要，對粵港澳地區、乃至對於中國來說將帶來什麼？
從2016年開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就對這一規劃開始了論證與政策建議。今天，我們與IPP的領導者鄭永年教授，就此話題進行了一番探討。以下是我們的對話實錄。
1.俠客島：從去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到今年兩會前規劃綱要落地，中間經過了接近一年時間。去年我們在專訪霍啟剛等粵港澳地區代表委員的時候，大家對此也有相當程度的關注。為什麼綱要出台的時間這麼長？
鄭永年：從概念到政策確實需要很長時間，也顯示出高層的重視。中國的創新實踐有很多形式，早期80年代沿海經濟開發特區，十八大後的自貿區，都是如此。這次花這麼長時間，我想主要是為了避免“為了創新而創新”，避免為了特區而搞特區。對比此前廣東發改委、國家發改委的規劃可以看到，綱要的出台是內容逐步在充實。
這恐怕和領導人的個人風格也有關係。比如京津冀協同發展，其實之前也說了很多年，但突破不大，一直在紙面上打轉。最高領導人親自抓起來之後，經過大量調研，制訂可行綱要，還任命了常務副總理去協調。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也類似。
相比京津冀，大灣區更複雜的地方在於，京津冀還是省份之間的協調，大灣區則涉及“兩制”地區的協調，難度更大，要考慮各方意見。
精心構思考慮是有必要的。我們現在不缺政策，缺的是可行的政策，需要非常審慎科學的決策。
2.俠客島：2016年的時候，您和IPP的同事就作為智庫向中央提交類似的建議報告，我看消息說當時用的名稱還是“環珠江口灣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論思考？或者說，從中央的高度謀劃粵港澳大灣區，可能出於怎樣的考慮？
鄭永年：規劃有時代背景。一方面，中國經濟面臨從數量型經濟到質量型經濟的轉變，國內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怎麼走，如何創新。
現在我們談粵港澳大灣區，大家會說，那我們去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看看，去學習，這當然是有好處的，但還不夠。從我的角度看這個大灣區，對標的應該是歐盟、應該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曾經進入談判的TPP。
為什麼？因為和這些地區類似的是，粵港澳也面臨資源整合的問題。
大陸要告別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創新；香港的製造業已經都轉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務業，面臨發展瓶頸；澳門更是產業單一。三地都面臨瓶頸，各自為戰去突破，有難度。
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結合起來呢？可能就完全不同。這就和歐盟內部很像，分散開，各自力量不算強；合在一起，人員、資本、技術，全要素流動起來。
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術，沒有市場；珠三角有龐大的市場，但技術不如香港；港澳都有優質的服務業經驗，比廣東強的多，但也沒有市場。香港800萬人，有8所不錯的大學，過一座橋，深圳2000萬人口，沒有類似等級的大學，甚至廣東接近1億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為什麼不整合起來呢？
我在歐洲工作過，歐洲大學之間的人員流動就很密集。英國脫歐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以前歐盟有大學的科研基金，英國的學校從中拿了非常多去支持科研，現在可能就沒了。人家是不同的主權國家，資源還能頻繁流動，我們是一國之內，不流動反而造成巨大浪費。
從歷史上看，歐洲能從二戰之後的一片廢墟上重新站起，歐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當然它現在也面臨問題，因為沒有超越主權政府的實體組織從中協調。
這個意義上，我們反而可以避免歐盟的弊病：粵港澳三地雖然是“兩制”，但我們是“一國”，有中央政府從中協調。換言之，大灣區應該成為“中國內部的歐盟”，既對標歐盟的高標準、好做法，又避免歐盟缺乏協調產生的弊病。
3.俠客島：從數據上看，粵港澳大灣區應該說是世界最發達的經濟區域之一。這個地區的GDP已經接近10萬億人民幣，接近紐約灣區水平，舊金山灣區的兩倍；進出口貿易額是東京灣區3倍以上；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則是這三大灣區加起來的5倍多。但您在此前的文章中卻反覆說，不要單純把大灣區理解成“經濟上的大灣區”，說這不僅對於地區GDP意義重大。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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