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宏觀層面，雖然美國官員矢口否認台灣是中美牌局的“籌碼”，但承認其是“戰略夥伴”。近月來，美國務卿彭佩奧稱要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計劃”，“美國在台協會”在台外事部門宣布成立“美台共同成立印太民主治理咨商機制”，這些激進的做法顯示，在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視為首要“戰略敵手（rivalry）”的語境下，已經正式將台灣納入到其“自由印太”的戰略框架中。
而這就意味著，美台關係主要內容就是台灣如何配合美國戰略利益，或者更精准地說，對中國大陸的遏制戰略。其中，“優先”的是美國利益，而非台灣利益。正是基於這一戰略邏輯，才會有美方持續增加在台軍事存在的傳聞，包括以戰略反導和情報偵搜為中心對台進行裝備技術轉移和演訓的協同，乃至所謂“薩德入台”等。
在具體做法上，正如美“知華派”專家孔傑榮（Jerome Cohen）所言，美方“不願挑釁中國，但也不能坐視現狀改變”，因此在大陸重申“一國兩制”方案、解放軍戰機越過“台海中線”等美方認定的“改變現狀”情況下進行“反擊性制衡”。這種表面上為台當局“找場子”，在台海“找平衡”的做法，其本質思維是不願意承認兩岸實力對比的翻轉對政治關係和地緣現實的重塑，消極看待甚至積極對抗大陸“反獨促統”的努力。
同時，也要看到，美方內部對此問題存在明顯分歧。激進派認為美國政府所堅持的基於中美三個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的“一中政策”和對台政策是“冷戰時代”產物，已經不合時宜，需要顛覆性的政策重構。
換言之，就是將美台“非官方關係”推倒重來，打破過去四十年來美台關係的“天花板”，突出表現在立法系統所推動的打破“美台外交”和台灣“國際空間”的天花板的努力，以及軍方所著力推動的美方對台軍售升格及常態化，以及對台灣定位的戰略化、戰備化傾向。
這些聲音突出表現了國會對特朗普政府放棄既有政策，“犧牲”台灣利益的擔憂，因而需要不斷的立法行動來確認對政府的約束，繼而擴張美台關係的邊界。
而白宮和行政體系則有自己的考慮。為了在中美博弈棋局中取得“外交勝利”，盡快清掃戰場並為特朗普明年選舉積累政績牌。因而，對涉台問題的處理基本取決於中美關係的進展和節奏，對蔡當局呈現明顯的忽冷忽熱、予取予求的功利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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