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華文化講究的是“互利共生”，不是“文明衝突”。 |
中評社╱題：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作者指出，未來一個世代，華人學術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兩岸學者攜手合作，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西會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逐步達成“習五條”中所強調的“心靈契合”，這才是真正的“築高墻”。
一、“文明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當中國GDP在二○一○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西方許多學者認為：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川普上台後，中美在經貿、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搏鬥，都逐一表面化；2019年四月，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連續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北極地區的發展、南海能源開發、華為的安全及太空領域威脅提出了嚴厲批評。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同時指出，龐培歐的團隊“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之理念”，正在制定一項類似於冷戰時期的全面圍堵戰略。這裡所謂“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國。斯金納說，“這是一場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戰爭”；她又說，“上世紀與蘇聯的那種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內部鬥爭，而現在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強大的非白人的競爭對手。”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並分析古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要發生戰爭，最後是玉石俱焚，雙方一起毀滅。
這種論點在西方學術界可謂源遠流長。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即在《外交季刊》上發表其著名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後來又將它發展成為一本專書。杭廷頓認為世界主要有八大文明，分別是中華、日本、印度、伊斯蘭教、東正教、西方、拉美及非洲文明。從十五世紀，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許多文明漸次式微，到了廿一世紀，人類的衝突不再僅是國與國之間，更多的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在進入新世紀之初，911事件的發生，“印證”了杭廷頓的“文明衝突”之說；西方國家假藉“反恐”之名，將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打得毫無招架之力，現在他們又發現了新的打擊對象，那就是“中國”。
本文主張：面對美國的這種挑戰，最好的對策是堅持“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兩岸共構文化中國”。因為所謂“文明衝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而不是源自東方文化。東方的中華文化講究的是“互利共生”，不是“文明衝突”。
二、廣積糧：“不患寡而患不均”
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抗元。攻佔徽州之後，他親往石門山拜訪老儒朱升，請教治國平天下之策。朱升送他三句話：“築高墻、廣積糧、緩稱王。”1969年8月，美蘇兩霸都揮舞大棒，威脅中國。毛澤東告訴周恩來：現在的最佳對策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在我看來，在美國以“修昔底德”陷阱說明當前“文明衝突”的世界大局時，中國應當提出的對策是：“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所謂“廣積糧”，是發展經濟的同時，積極解決國內“分配不均”的社會問題；所謂“築高墻”，是“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所謂“不稱霸”，是不跟美國爭奪世界霸主的地位。
首先，我要說明的是：從儒家文化的角度來看，所謂“廣積糧”就是指經濟發展，同時要解決“分配不均”的社會問題。不久前，在香港“反送中”運動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突然看到朋友傳來一則訊息：目前深圳正在推動一項住房改革方案。預計到2035年的時候，商品房、人才房、安居房、公租房將分別占住房總供應量的40%、20%、20%和20%；後面3類住房的價格，將分別為商品房的60%、40%和20%。
看到這則消息，我立刻想到《論語》上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季路稟告孔子，魯國的權臣季孫氏將出兵討伐魯國的附屬小邦顓臾。冉有認為：“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責備他：“求！君子疾夫捨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這一則對話，很可以用來說明兩岸三地當前的政治和社會情勢。今天不管是香港、台灣或大陸，都面臨了財富“分配不均”的嚴重問題，這個問題在都市地區的表現，以“住房困難”最為尖銳。香港地狹人稠，在幾個房地產開發大戶的聯手炒作之下，房價貴得十分離譜，以一般人的平均收入和房價的平均值來算，年輕人拚命工作，即使不吃不喝，也得儲蓄三十年才買得起一個住房，這個數字在台灣則為十三年。
孔子說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在“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任何一個社會中的年輕人，都是處於“危機”的狀態中，很容易因為某些因素的挑激，啟動社會抗議運動。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勢力乘虛而入，“見縫插針”，使得社會運動偏離原來的訴求，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如此；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亦莫不然。
“反送中”運動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有傳聞指稱“外國勢力”的干預，並且呼籲中共出動武警或解放軍，予以鎮壓。這種說法正如當年冉有所說的：“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我堅決反對這種主張。相反的，任何一個社會的主政者都必須考量孔子當年的說法：“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在我看來，深圳的住房改革政策，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釜底抽薪”之計，也就是孔子當年所說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如果香港的行政當局及早仿效深圳，推動住房改革，就可能收到“既來之，則安之”的效果，萬一因為某些特殊因素而發生社會運動，也不至於像“反送中”那樣，蔓延擴散，難以收拾。
習主席在2017年十九大時，便曾經說過：“房子是拿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贏得當時全場十五秒的掌聲。據我所知，提出落實此一政策之具體計劃的城市，深圳似乎是第一個。香港後來也起而效法，但時間已嫌稍遲，祇能說是亡羊補牢。將來大陸其他城市是不是會推廣類似的政策，都還有待觀察。然而，我敢於斷言：未來華人社會的發展方向，必然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方法，達成社會主義的目標。深圳的住房改革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不思考本土社會和文化的特色，盲目地移植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文化，最後的結果一定不堪設想。
三、築高墻：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瞭解“廣積糧”的意義之後，本節所要說明的是：為什麼“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是中國今天該做的“築高墻”。這個問題仍然要從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角度來加以分析。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1904-1905)，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作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1949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79年改革開放，撥亂反正之後，中國的社會科學界又走上了“全盤西化”，盲目移植或套用西方的理論和研究典範。
2012年3月16、17日，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舉辦“第五屆《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國際研討會”，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心理學系的翟學偉教授發表的一篇論文〈從本土視角看社會學與心理學的融合〉，將中國社會心理學的發展分成三個不同的三十年。第一個三十年是少數學成歸來的中國心理學家將西方心理學帶入中國學界，並從事實證研究的過程。第二個三十年大約從1949年至1978年，大陸的學術先是一面倒，學習前蘇聯，後來社會心理學在大陸則是處於相對停滯狀態。從1978至今的第三個三十年，又由“海歸派”帶頭，一面倒學習美國，呈現出三大斷裂的格局。
他說，“今天發展起來的社會心理學同初創時期的30年幾乎沒有關係。”“一些當年留美的學者已經故去或進入耄耋之年，他們經歷了從西方引進知識，重學蘇聯與再回到自我否定的起點”，“這點很容易導致中國社會心理學沒有傳統，沒有發展線索，沒有傳幫帶，甚至沒有帶頭人。而從頭起步的研究者缺少積纍，往往是個人祇顧做個人的研究，外加個人興趣也在不停地轉移，持續性的研究則更少。”“研究興趣乃至專業的不停變動，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研究上的泛泛而談，或東一榔頭西一棒，照搬西方概念與方法與不斷跟隨社會特點，是中國內地社會心理學的基本特徵。”“30年的斷裂期導致了一種研究學統的喪失，如果不重建良好的學統，這樣的情況還會繼續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