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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暢通國內大循環，才能更好地為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作出貢獻。 |
中評社北京8月19日電／2020年5月以來，中央多次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中國在“十四五”規劃制訂之際科學研判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作出的重大決策，對中國經濟化危為機和持續健康發展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
直面國際新風險
經濟參考報發表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鄭東華文章表示，近幾年，國際上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有些國家推行“逆全球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遭到破壞。今年突發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加。
第一，傳統全球化難以為繼。傳統全球化發端於二戰結束後的《關貿總協定》(GATT)。1995年1月，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運作，次年正式取代GATT臨時機構。從GATT開始時的23個成員到WTO目前的164個成員，生動詮釋了全球化的成就。但無論是在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美國，還是被美國金融霸權反覆“剪羊毛”的其他國家，都期望構建一種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美國作為傳統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國，現在以“美國優先”、“斷鏈”、“退群”、“貿易戰”等不斷掀起“逆全球化”。英國經過7年醞釀、論證、公投、談判，今年1月正式脫離歐盟。2018年以來，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紛紛強化外資審查政策，防範本國高科技企業被外資併購。另外，受疫情影響，各國空前重視生物醫藥、醫療器械等涉及國計民生的產業技術保護，拒絕外資對這類企業收購。傳統全球化已經難以為繼。
第二，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加快重塑。“逆全球化”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調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美國、英國等製造業相對於金融業偏弱的國家，均提出重新振興本國製造業的計劃，採取稅收優惠等各種措施吸引布局海外的製造業回歸和發展新興製造業。為打壓競爭者，美國政府對對其貿易順差較大國家接連挑起貿易爭端，以重新談判簽署區域貿易協定或雙邊貿易協定取代WTO規則，甚至推動與中國技術脫鈎，肆意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造成極大破壞。疫情期間，美國允諾250億美元、日本允諾2200億日元，補貼本國製造企業將生產線遷回本國。與此同時，越南、印度等東南亞、南亞國家，採取更為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準備迎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帶來的外商投資機遇。
此外，有關國家還企圖通過挑起貿易爭端、強化出口管制、納入實體清單、進行長臂管轄、嚴格交流限制等，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圍堵打壓，全力阻止中國發展。
暢通國內大循環
文章稱，疫情突如其來，但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不是偶然的，中國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只有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暢通國內大循環，才能更好地為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作出貢獻。
一是，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供需平衡是宏觀經濟政策追求的目標，不僅包括總量平衡，還包括結構平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推動供需關係在更高層次上保持平衡。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需求結構也應優化。2019年，消費、投資和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57.8%、31.2%和11.0%。出口雖然在GDP中的貢獻率下降，但對於拉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非常重要，在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外商獨資企業的份額占50.4%。投資需求穩定增長，2019年1－12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55萬億元，較上年增長5.4%。消費需求穩步擴大，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1萬億元，已接近美國，但消費結構不均衡。中國有1.4億個年收入在10萬元－50萬元之間的三口之家，也有6.1億人年人均收入11485元、月人均收入低於1000元，而介於這兩檔之間的還有幾億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沒有變。應客觀認識投資、出口與消費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在發展新基建穩投資、支持跨境電子商務與服務貿易穩外貿、落實《外商投資法》穩外資的同時，著力提高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拓寬勞動者就業和分享發展成果的渠道，結合中國人口眾多的實際統籌處理好高質量發展與低收入者生計之間的關係，將更多內需潛力轉變為支付能力，將支付能力釋放為有效需求，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暢通供需良性循環。
二是，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中國目前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內部產業鏈獨立完整；又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循環中具有重要地位，產業綜合配套能力十分強大。這是中國在要素成本比較優勢降低的同時，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質量更高的比較優勢。2019年，中國發明專利授權量居世界首位，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位居世界第二；全社會研發支出2.17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19%，達到歐盟平均水平；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9.5%；創新指數位居世界第十四位，進入了創新型國家行列。儘管如此，國內產業循環存在的中低端重複布局導致產能過剩、創新能力不足致使高端布局較少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扭轉，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極其緊迫。應下大力氣打通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中的“堵點”、接通“斷點”，既補短板又鍛長板，深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助推傳統製造業改造提升，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樹立“創新型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是創新型人才”的理念，舍得重賞在創新中取得重大成績的“勇夫”，寬容在創新路上跌倒的企業家、科學家、教育家、技術專家，尊重和保護創新者的創新成果，促進技術創新、基礎創新良性互促，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暢通創新鏈與產業鏈良性循環。
三是，開辟中西部發展黃金期。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中國發展基礎非常薄弱，在前蘇聯援建項目和自主配套基礎上，逐步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改革開放之初，由於資本稀缺、市場分割以及工業時代的資源約束，中國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採取了“梯次”發展模式，把沿海沿江地區作為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積累資本，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起來，而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後。2019年，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相當於東部地區的66.0%、60.8%、69.4%。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第四次產業革命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都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根據今年5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到2035年，西部地區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通達程度、人民生活水平與東部地區大體相當。應抓住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的“危中之機”，在鞏固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五大國家發展戰略中，國家項目優先安排中西部，國有資本積極支持中西部，綠色產業重點布局中西部，政策優惠大力傾斜中西部，全力開辟中西部發展黃金期，形成集約化的區域經濟競爭模式，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暢通東中西部區域經濟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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