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民主的要義是重大決策由多數決定，但美國經常違背多數國家的主張、意願和利益。 |
中評社╱題：美式“民主外交”的三重透視——兼評“美國制度霸權論”和“美國民主霸權論” 作者：鄭保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摘要】美式“民主外交”的最大特性在於它深受美式民主的影響：根基於美式民主是其本質特徵，擴展美式民主是其目標特徵，藉鑒美式民主制度是其方式特徵。祗強調美式“民主外交”之方式特徵的“美國制度霸權論”隱蓋了其實質；而認爲美式民主決定了美國霸權的民主性質的所謂“美國民主霸權論”，則是對其實質的美化，具有三重謬誤。
引言
西方經典現實主義外交理論認爲，外交取決於權力和利益，與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無多少關係。而體現西方自由主義外交理論的美式“民主外交”偏偏重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輸出，強調制度規範和市場開放之積極作用。美式“民主外交”最獨特之處在於它與美國國家特性和國家使命密切相關，其總體性成果是二戰後美國主導構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個史無前例的“理想”國際秩序，卻遭到以“美國優先”爲原則的“特朗普外交”的嚴峻挑戰。特朗普公開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全球主義者，且以其極端狹隘的“國家主權觀”反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2018年9月25日，他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言中說，“美國由美國人治理。美國拒絕全球主義，美國崇尚愛國主義。”〔1〕因此，約翰·伊肯伯里認爲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在五個方面（國際主義、市場開放、多邊規則與制度、美國社會多元文化與開放性、西方自由國家聯合體及其獨特合作能力）嚴重威脅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2〕
然而，“特朗普外交”并非“商人外交”和“武士外交”，而是這兩者與“教士外交”的結合，即特朗普政府在極力追求商業利益和擴軍好鬥的同時，也大肆抨擊敵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大力宣揚美式自由民主價值觀和推行美式“民主外交”。“特朗普外交”的“三合一”特點顯著體現在其對華外交中。拜登政府對華外交大體上延續了這一特點。這兩屆美國政府都以“普世價值”的推行和捍衛者自居，以“保護人權、促進民主”爲由肆意干涉中國內政，以致中美在涉台涉疆涉港涉藏問題上激烈交鋒。可見，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政府都搞美式“民主外交”，祗是手段、方式和力度有所不同。這是因爲美式“民主外交”深受美式民主影響，任何美國政府都不可能不搞“民主外交”。
美式“民主外交”體現和維護的真是“普世價值”嗎？美國對華“民主外交”真是在保護中國人權、促進中國民主嗎？本文從根基與動因、目標與使命、方式與手段三個維度深度透視美式“民主外交”。
一、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根基與動因
從根本上講，國家特性（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社會制度、國內政治等）對國家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深遠影響。美國國家特性集中表現爲美式民主。所謂美式民主就是被美國宣揚爲具有“普世價值”、代表人類社會最高形態的美式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包括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自由民主價值觀、民主共和制度、國內多元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是美式民主的標簽，美式資本主義被稱爲典型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美式民主對美國自身發展和外交政策的影響尤爲重大和深遠，是美式“民主外交”的根基與動因。
從宗教信仰、思想意識或價值觀層面看，美式基督教和美式民主爲美式“民主外交”奠定了思想基礎。雖然美國形式上政教分離，但其濃厚的宗教意識對其外交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大。大多數美國人信仰崇尚發家致富的美式基督教新教，認爲不信上帝是邪惡的，且相信通過自我奮鬥獲取財富才會成爲上帝“選民”。“美利堅使命”思想認爲，作爲上帝“選民”，美國人被賦予一種特殊職責，即以他們的宗教信仰拯救邪惡的舊世界。受新教倫理洗腦的美利堅在成功開拓北美殖民地後又在反專制反殖民的獨立戰爭中成功建國，樹立了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堅定信念。以個人主義、自由、民主、平等、憲政、市場經濟等理念爲內涵的“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和美國“獨特、優越、至上、救世、無私、偉大”的“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信念是凝聚沒有共同血緣關係和民族文化傳統的美國社會的基本政治共識和“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美國天真地相信美式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救世良方，堅信輸出美式民主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繁榮，堅信自己有責任有能力使其“普世化”。換言之，清教主義的“救世”使命觀和美式民主是“普世民主”的信念，共同導致了美國在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對外擴張性，由此奠定了以輸出美式民主爲己任的美式“民主外交”的堅實思想基礎。
從制度層面看，美國首創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制度是美國社會穩定和發展壯大的制度基礎，也是美式“民主外交”的制度基礎。美國的政教分離、憲政法治、代議制民主、三權制衡、文官控制軍隊、多黨競爭、普選、輿論監督等制度設計能够避免美國民衆最擔心的權力集中對其憲法權利的侵犯，他們可通過許多渠道表達自己的各種訴求。美國沒有阻止人們在社會各階層和全國各地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人們普遍信奉人人平等，基本沒有階級意識，甚至不喜歡“階級”一詞，〔3〕且廣袤的中西部曾經爲源源不斷的新移民提供發家致富的機會，因此美國基本沒有激烈的階級鬥爭使之陷入社會動亂。儘管自由市場經濟使美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但是美國人普遍相信機會平等、自由競爭，憧憬通過自身努力實現發家致富的人生理想，而不是把自己的貧窮歸咎於美國社會制度和政治經濟體制并試圖推翻之，從而防止了神權政體、專制獨裁、軍事政變和暴力革命。而且，美國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自我反省意識、現實批判精神、強大社會輿論壓力以及經常性選舉等因素，共同構成所謂社會糾錯機制，能够防止美國在錯誤道路上走得太遠。美國通過漸進式政治改進和社會改良緩和社會政治矛盾，既避免了社會大動蕩，又導致其繁榮昌盛、後來居上。隨著美國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自認爲肩負“救世”使命的美國愈益堅信美式民主制度應成爲普世性制度，從而強化了美式“民主外交”的制度驅動力。
總之，自認爲擔負上帝賦予的“救世”使命、篤信美式民主制度的美國，對無神論國家、非基督教國家、神權國家、非自由選舉國家、一黨制國家、軍人當政國家等所有“非民主”國家有著本能的敵視和強烈的干涉衝動，由此生發了美式“民主外交”。
二、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擴展目標使命
由上可知，“美國立國的啓蒙傳統賦予美國一種認同，即把美國的政治原則視爲具有普世的重要性和適用範圍。”〔4〕基於這一政治文化傳統，以民主的榜樣和捍衛者自居的美國，自其霸權在二戰後正式確立以來，尤其是冷戰後它成爲唯一超級大國以後，把美式民主宣揚爲“普世民主”并大力對外擴展，其根本目標就是企圖使其“普世化”，進而從思想和制度上控制世界，最終實現世界的“美國化”。美國經常打著維護自由、促進民主、保護人權的旗號違反國際法，或者以別國政府沒有承擔保護人權的責任爲由對別國實施制裁，把它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的霸權主義行爲美化爲擴展“普世民主”、保護“普世人權”的正義之舉，極力擴展爲它稱霸全球服務的美式民主。按照美式“民主外交”邏輯，要成功遏制共產主義和各種反美主義，進而成爲世界領袖并維持這一地位，祗有強大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和對國際制度的操控力遠不够，還必須大力輸出、擴展作爲“普世價值”的美式民主，以使別國信奉美式民主價值觀進而采用美式民主制度。美國自由國際主義認爲，祗有美式民主實現了對整個世界的思想同化和制度主導時，它才能與世長存（即美式民主難以孤立地存在，這是它與美國傳統孤立主義根本對立之處）；因此擴展美式民主不僅是美國實現領導世界這個最高目標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而且本身也是與物質利益追求、國家安全維護并行的美國對外政策的重大目標，甚至是高於這兩者的根本目標。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標志美國對蘇冷戰正式開始的國會演說中公然宣稱：“整個世界應該采用美國的制度，它祗有成爲一種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5〕於是，在全世界擴展美式民主不僅是美式“民主外交”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特徵，而且被當作其首要目標甚至神聖使命。因此，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除了實施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在國外駐軍、組建軍事同盟、構建并操控國際政治經濟制度之外，還大力對外擴展美式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
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開展全球性地緣政治爭奪、軍備競賽并對社會主義陣營實施經濟封鎖，努力維護、擴展其安全和經濟利益；與此同時，它打著捍衛自由民主的旗號，大力與蘇聯、中國進行激烈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鬥爭，極力向外擴展美式民主，竭力遏制共產主義思想在世界的傳播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美國把共產主義當作繼法西斯主義之後又一個邪惡的極權主義，以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思維方式認定它代表的自由民主主義與蘇聯代表的共產主義的較量是決定人類命運的善惡大決戰。二戰結束後不久，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拋出和實施旨在“保衛世界自由、遏制極權主義”的杜魯門主義，正式展開意識形態色彩濃烈的對蘇冷戰，試圖以擴展美式民主遏制共產主義發展。奉行自由國際主義的肯尼迪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呼籲國民“不惜一切代價，頂住一切壓力，克服一切艱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對一切敵人，確保自由的存在與實現”。〔6〕爲了遏制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壯大，美國竭力拉攏一切反共產主義力量，尤其是不惜把德、日這兩個二戰的死敵當作盟友大力扶植，強行向它們移植美式民主，甚至以曠日持久的大規模戰爭遏制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發展。冷戰結束前夕，美國藉海灣危機之機，打著“維護和平、制止侵略”的旗號，發動海灣戰爭，試圖乘機實現中東“民主化”，進而建立美式民主統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冷戰結束後，自以爲贏得了“善惡大決戰”的美國一度陶醉於“歷史終結”的美夢中，冀望趁勢實現美式民主的“普世化”。克林頓當局以“參與和擴展”戰略取代冷戰“遏制”戰略，把促進全球“民主化”與美國的經濟安全和軍事安全并列，作爲其對外戰略三大目標之一，力圖以美式民主一統天下。他的第二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宣稱，“今天，我們在每個大陸都有重要利益。……我們的利益是建立一個我們的價值觀得到廣泛認同、經濟開放、軍事衝突得到抑制、那些殘暴對待其他人權利的人受到懲罰的全球環境。”〔7〕當時美國打著“人道主義干涉”的旗號，繞開聯合國，率領一些北約國家先後干涉波黑內戰和發動科索沃戰爭，強行向巴爾幹地區擴展美式民主。
儘管冷戰後美國大肆擴展美式民主在伊斯蘭世界所引起的仇恨是美國遭受九一一恐怖襲擊的重要原因，但是美國沒有反思、收斂以美式民主擴展爲目標的美式“民主外交”所激化的“文明衝突”，反而使其極端化，即力圖通過武力擴展美式民主，以鏟除恐怖主義、“邪惡軸心”、“流氓國家”等各種反美勢力，最終實現中東伊斯蘭世界乃至全球“自由民主化”。雖然美國共和黨傾向於現實主義霸權外交，但是在以拯救天下爲己任的美利堅民族主義因九一一事件而異常亢奮的形勢下，由新保守主義主導的小布什當局悍然以戰爭向中東擴展美式民主。美國充分利用九一一事件，打著“鏟除恐怖邪惡”、“保衛普世性自由民主”的旗號，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力圖把美式民主擴展到阿富汗、中亞和大中東地區。儘管美國陷入兩場戰爭的泥潭，小布什當局仍一意孤行，認爲美國的安全和自由與別國是否實現美式民主密切相關。小布什在連任的就職演說中聲稱，“自由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生存越來越取決於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8〕他說，“美國是一個有使命的國度，這一使命來自我們最基本的信念……美國的政策是在所有國家和文化中尋求和支持民主運動和民主體制的成長。”〔9〕與此同時，美國以俄羅斯等前蘇聯地區國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爲由，通過煽動“顔色革命”，把美式民主擴展到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等國，并以此給俄羅斯施加強大的意識形態壓力，企圖在俄羅斯實現“顔色革命”，致使九一一後明顯好轉的美俄關係再趨惡化。小布什卸任後仍戀戀不忘推行美式“民主外交”對維護美國霸權的至關重要性。他說，“如果我們無法實踐所宣揚的價值觀，我們就無法領導這個自由世界，也無法吸引新的盟友加入到這項事業中來。”〔10〕爲了重建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以自由國際主義爲指導的奧巴馬政府和拜登政府仍大力推行美式“民主外交”。
必須承認，美式“民主外交”曾取得了令美國自豪的成果。經過戰後近30年的美式民主擴展與共產主義發展之間拉鋸式的較量，到1974年“民主化第三波”開始時，基本符合美國標準的“民主國家”達到39個。到1995年“民主化第三波”達到高潮時，“民主國家”增加到117個，在191個國家中的占比達61.3%，這一比例在1974年是27.5%。〔11〕雖然亨廷頓從文明衝突的視角認爲美式民主乃至整個西方民主并非普適性的，但他對美國推動的世界民主化贊賞有加，主張促使別國“認同民主、自由市場、有限政府、政教分離、人權、個人主義、法治等西方價值觀，并把它們納入自己的體制之中。”〔12〕美國學者戴蒙德曾經得意地寫道：“共產主義潰亡，各地軍人統治失去吸引力和合法性，一黨制國家大量消失，民主制再無敵手，成爲當今世界被廣泛接受的唯一合法制度形式。全世界大約3/5的國家成爲民主國家。”〔13〕
三、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制度方式
在雙邊外交中，美式“民主外交”往往以“保護人權、促進民主”爲名，行干涉別國內政之實，而在多邊外交中，它往往藉鑒美式民主的制度方式而非直接由實力說了算，儘量采用國際制度這種較民主較具合法性的文明方式。因此，美國霸權被新自由制度主義學派和新自由國際主義學派稱爲“制度霸權”，這被公認是美國霸權的一大特性。美國“制度霸權”不局限於其領導的西方陣營，其觸角所及和影響是世界性的，也非純自由主義性質，而是自由主義理念與現實主義聯盟理論的結合，主要包括法理上以聯合國爲中心的世界政治規則、安全保障機制、人權保護規範和以布雷頓森林體制及其後續制度爲代表的國際金融經貿體制以及以北約、美日同盟等基於共同價值觀的多邊、雙邊軍事聯盟爲骨幹的遍及全球的地區性軍事同盟體系。二戰後美國構建和主導的國際制度網絡是美國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獨特表現。“美國與以往霸權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完全依靠軍事實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而是想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制度化霸權體系。……制度化的霸權體系是通過建立多數國家接受的國際規範，使美國的霸權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較多國家的政治支持，減少霸權政策對武力的過分依賴。”〔14〕伊肯伯里認爲：美國霸權外交本質上是深受美式民主影響的自由主義霸權外交，即使美國現實主義霸權外交也具有多邊主義和民主制度特性。他把美國“制度霸權”當作美國霸權外交是重視國際制度建設和多邊主義合作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的證明，認爲二戰後美國在建立其霸權之時，采取了有別於其單邊主義外交傳統的多邊主義模式，并以兩筆現實主義交易爲基礎：第一筆交易即美國向自己的歐亞夥伴提供安全保護和在開放的世界經濟中進入美國市場、獲得美國技術和供應品的機會，作爲回報，這些國家同意成爲美國的穩定夥伴，向美國提供外交、經濟和後勤支持，以確立以美國爲核心的戰後秩序；第二筆交易即歐亞國家同意美國發揮領導作用并在一個商定的政治經濟體系內行使。〔15〕
“美國在一套規則和制度體系中行事，而這些規則和制度降低了它武斷和歧視性地使用權力的能力。”〔16〕它通過建立、操控國際制度發揮國際主導作用和實現對西方國家的領導，對它認爲的民主國家（主要是其盟國）比較講民主協商，容忍不同意見。美國自由主義霸權外交的這種形式上的進步，既有利於緩和國際矛盾和合作解決國際問題，又在一定範圍內有利於國際關係民主化，從而增強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和軟權力。換言之，由於美國霸權外交不是如傳統霸權國那樣表現爲直接的領土吞并、帝國統治、殖民奴役、軍事占領或獨斷專行，而是儘量通過一系列全球性、區域性國際制度主導全球和地區事務，通過在一定範圍內提供全球性、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從而贏得了一些國家的追隨、服從甚至贊譽，因此二戰後美洲、西歐等完全在美國霸權治理下的地區總體上保持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尤其是北大西洋地區國際關係民主化程度比較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