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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應審慎應對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帶來的外部環境變化和風險挑戰 |
中評社╱題：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與中國的應對策略 作者：夏立平（上海），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二級教授／博導、同濟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雲新雷（西安），西安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摘要】在中美戰略競爭的主基調下，拜登政府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從大國政治、國際秩序和文明形態三個維度推進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該新態勢意欲通過“國內投資+結盟盟友和夥伴≥中國競爭”的內容模式贏得與中國在21世紀的大國戰略競爭，並愈加呈現出目標更加明確、佈局更加展開、路徑更加清晰的顯著特點。有鑑於此，中國應做好戰略規劃和保持戰略定力，完善和發展新時代中國國家戰略體系；推動國內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全面提高國家綜合實力；推進軍事和國防力量現代化，實現中國強軍和強國相統一；加強中美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弱化中美戰略競爭的溢出效應；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機管控機制，努力構建中美共同認同的地區歷史角色；平衡中美不同的“國際秩序”立場基礎，推動實現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體系現代化。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並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涉華議題越來越多。在美國認為中國的發展“威脅”到其全球主導地位後，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從“大國戰略競爭”國家安全戰略出發，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在中美關係進入全面戰略競爭的時代背景下，推進和贏得對華戰略競爭始終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議題和長遠規劃。為此，本文擬對拜登上臺以來推進的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予以全面分析和深入評估並就中國的應對策略提出建議和意見。
一、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動因
自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拜登政府先後於2021年3月3日和2022年10月12日發佈了事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和《國家安全戰略》等文件與報告。作為最能體現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戰略的重要文件，拜登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中就中國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定位予以全面論斷，不僅將中國視為“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迫在眉睫的挑戰”，以及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圖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而且提出“競贏”中國的戰略目標。 結合2022年5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出並推行的“投資、結盟、競爭”對華政策框架及其外交實踐，可以發現拜登政府在維持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主基調下，已經展開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至此，面對“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去”的歷史現實和中美戰略競爭持續加劇的百年大變局，不論是拜登政府提及的與中國進行的“極限競爭”還是“競贏中國”，推進和贏得對華戰略競爭始終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議題和長遠規劃。無疑，拜登政府推進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主要是基於以下三個維度的重大考量。
一是在大國政治維度，護持美國霸權的實力地位。在“國際關係的根本性質千年未變，國際關係一直就是行為體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圍繞財富和權力的爭奪” 的國際社會結構下，體現為霸權主義的大國政治，亦稱強權政治，都會基於本國利益優先的現實主義法則制定外交政策，甚或在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中不惜違反一定程度的國際法原則或規則而侵犯他國主權、干涉內政，從而謀求全球或者地區的統治地位。 檢視美國霸權的歷史演進過程，可以看到超強的國家實力始終是美國獲得霸權和護持霸權的一個根源性因素。 換言之，在一個無世界政府的民族主權國家體系裡，衹要護持美國霸權的實力地位，美國就能維護、拓展和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
從現代美國外交戰略歷時超過70年的對外政策實踐來說，獲得實力及實力地位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得以順利推行的前提，也是戰後美國對歐政策構建的核心概念之一。 因為護持美國霸權的實力地位，不僅能使美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也能使美國的盟友和對手按照美國的意志行事。這也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所強調的，“強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難”。再者，作為21世紀的全球性大國，美國霸權的實力地位既在於其對美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運籌和行使，也在於其是由一個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
概言之，致力於以實力地位捍衛美國在國際社會結構下的大國政治和在全球範圍內的霸權穩定，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大戰略目標，也是後冷戰時代美國延伸“單極時刻”並打造單極秩序的霸權慣性使然。為此，面對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實力相對衰落和中國實力快速提升帶來的國際力量格局對比和地區主導權的重大變化，尤其是隨著“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系列富有國際和地區影響力的中國倡議的提出和落實，美國便自然而然地將中國視為挑戰甚或威脅美國全球霸權的對手，且是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最具實力的國家行為體對手。正如美國總統拜登指出，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展開“激烈競爭”。
二是在國際秩序維度，強化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雖然國際社會存在無政府狀態，但這不並意味著無一定程度的國際秩序，因為有國際交往就必然有國際秩序。而“國際秩序指的是國際行為的格局或佈局，它追求國家社會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標”。歷史地看，國際秩序的演進歷程與國際社會中大國的興衰規律緊密相關，處於一種動態變化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國際秩序是一種國際公共物品，它由各主要行為體尤其是大國提供，又體現並導致了大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 就當今國際秩序的變遷過程和外在表現特徵來說，可謂是“兩種”秩序的“混合型”秩序，一種是根據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主權國家原則構建的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基礎規範的國際秩序，一種是源於冷戰時期以美國同盟體系為核心的“西方陣營式”的國際秩序，但美國都是此“兩種”秩序的創建者和主導者，特別是就後一種秩序而言，因為該秩序——以美歐國家集體安全、經濟相互依賴和國際制度規則等自由主義思想為內核——贏得冷戰並催生“歷史的終結”，以致被視為具有“普世價值”的“美國領導下的自由國際秩序”。在此意義上，正如約翰·伊肯伯里指出，雖然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發軔於少數幾個西方民主國家，但在冷戰終結之後，這一秩序從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內部秩序”成功擴展為在全球範圍內適用的“外部秩序”。
儘管該秩序遭遇特朗普政府“退群”外交帶來的一定程度的破壞，例如，美國不僅退出《中導條約》和《關於伊朗核計畫的全面協議》等有關國際核安全秩序的國際條約，還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機構，但其後的拜登政府還是予以一定範圍的重返和修補。究其緣由，這是因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具有高度的復原力和強大的生命力，特別是面對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自由國際主義國際秩序的韌性就在於其規範能夠調適新興大國的利益訴求，並引導其成為西方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能夠起到積極的典範作用。 然而，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心趨向“東升西降”的大變局時代，不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中國都被視為該秩序的修正主義者。比如，在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直言不諱指出，中國創建的亞投行就是修正主義的表現。此後，拜登政府在其2021年3月發佈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明確表示，“中國是唯一一個能綜合運用各種實力挑戰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
三是在文明形態維度，打造美國引領的民主國家聯盟。作為文化實體的文明不僅是一個關於自我生存的完整體系或概念，也是一個民族全面生活方式的體現，更是人類最高的文化歸類。 在一個由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構成的現代文明世界體系，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存在本身就意味著世界文明多元化形態。而民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結晶可謂是人類文明多元化形態的應有之義，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之一。
進言之，多元化的人類文明形態本身就表明民主是世界各國及人民普遍享有的主權權利和法治權利，不是少數國家壟斷的專利，也不是衹有單一的實現方式，更不是西方大國用來干涉他國內政和進行大國博弈的“價值觀武器”。溯及西方現代民主理論的產生過程和當前西方民主亂象的根源，可以得知包括個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核心理念的民主理論的本質是反對一切特權的革命，不但反對封建專制與宗教特權，也反對資產階級特權。 同理，在一個多元文明形態並存的後冷戰世界，即亨廷頓認為的一個包括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多文明世界，同時也在一個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兩種制度並存的“大歷史時代”，民主尤其是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應是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和未來願景。
可是，自詡為“世界民主燈塔”的美國基於其“輸出民主”的歷史傳統和終結冷戰的歷史經驗，再次將人類共同追求的民主價值觀“私有化”“武器化”和“意識形態化”，從而推進與中國的大國競爭和博弈，即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所呼籲的組成一個“民主國家新聯盟”來改變共產主義中國。而出身美國民主黨身份的拜登更是重視“價值觀外交”，不僅在國內重振民主價值，還將民主價值觀作為對外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則和核心議程並在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召開線上“全球民主峰會”。結合拜登在競選總統期間的宣稱，“必須修復和重振我們自己的民主，加強在世界各地與我們站在一起的‘民主國家聯盟’，美國成為世界進步力量和動員集體行動的能力始於國內”，不難發現拜登政府打造美國引領的民主國家聯盟的目的意在通過“價值觀聯盟”來構建遏制中國的“統一戰線”，從更寬泛的視角看，也不乏與中國開展所謂的“文明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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