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尹錫悅決策偏好對東北亞地緣政治的影響 作者：陳先才（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南強重點崗位教授、博士後合作導師；薛美芳（廈門）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摘要】朝鮮半島作為海陸勢力的交匯之處，具有海陸雙重性特徵。本研究專注於分析自尹錫悅當選韓國總統以來，其保守的戰略決策偏好如何影響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演進，特別是對韓美同盟、朝鮮半島及韓國與周邊大國（中國、美國、俄羅斯）的關係。通過建立自變量（尹錫悅政府保守決策偏好）、中介變量（韓美同盟加強、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化、韓國與周邊大國關係變動）到因變量（東北亞地緣安全演進趨勢）的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尹錫悅決策背後的動因及對東北亞地緣結構的轉型影響。
一、問題提出
從2023年末到2024年初，半島局勢驟然升溫。朝鮮於2023年12月中旬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其目的在於提升國防實力以確保國家安全。面對美國及其盟友前所未有的反制措施，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前一天朝鮮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上作出決定，要求人民軍隊、軍工、核武器和民防部門加速備戰，并提出了“將與俄羅斯加深合作以對抗美國”的戰略方針。在2024年1月5日的朝韓互動中，韓方稱當天上午，朝鮮在海上邊界附近進行火力演習，共發射了約200枚炮彈。為此，韓方下令在靠近朝韓邊界的延坪島進行疏散。①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明確表示，韓國是“主敵”，朝鮮不迴避戰爭；1月15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通過決議，廢除“朝鮮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民族經濟合作局”以及“金剛山國際旅游局”等三個涉韓機構，朝韓對峙迅速升級。②本文認為，如今東北亞所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源在於，現任總統尹錫悅保守外交決策偏好否定了文在寅的“東北亞均衡外交”，重新定義了朝韓關係和韓美同盟，引發了中韓、韓日和韓俄關係的系列變動，最後作用於東北亞中美俄的外三角博弈，這一擴散效應形成了一個漸變性同心圓結構。
當下，關於東北亞地緣政治演變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從傳統結構層次出發，過多將國家單元個體選擇歸因於國際體系變化，忽視了單元主觀能動性對於區域結構的反作用力，以此導致對國家認知決策不足。施韋勒（Randall L. Schweller）、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沃爾夫斯（William C. Wohlforth）等學者批判結構現實主義衹關注國際環境的宏理論，認為國家對外決策的外部影響和國內政治分裂開來的研究路徑，是造成華爾茲新現實主義無法詮釋的國際政治“黑箱”。二是研究多側重對主流學派“國家”“權力”“系統”等概念的關注，忽視了認知學派將“人作為第一意象”的重要性，將“朝美對峙”簡化為中美戰略博弈的衍生物，忽略了韓國執政精英在東北亞地緣政治的作用，僅為“小馬拉大車”。三是目前除了美國政黨具體案例等研究之外，系統地對各國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分析很少。這種短板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科之間的分工而造成的“盲點”，其中後者在研究國家關係和外交政策時，往往更關注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因素、國際體系和國際法規等，可能會忽視或邊緣化意識形態因素。前者則更專注於一國內政，包括各類政黨和政府機構的運作，而未能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響,儘管學者努力彌合這一差距。
為了彌補上述不足，本研究以決策偏好為理論依據，搭建了自變量、中介變量與因變量分析框架。研究暗合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內核及決策偏好影響機制下的系統效應，將尹錫悅決策偏好作為現階段自變量，東北亞地緣政治演化作為因變量，中介變量作為自變量對因變量影響的傳遞過程，以三層互嵌的“量變”形態進而詮釋“原因—過程—結果”的邏輯序列。
二、自變量：尹錫悅決策偏好的內涵表徵
在決策學理論中，“偏好”是決策實體在面對衆多可能時所表現出的選擇傾向。“政府決策者”作為聯結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中樞紐帶，其選擇不僅反映了國內政黨對外交路徑的偏好，其本質也是國內政治博弈的結果。③本研究框架“自變量”聚焦於以下三大特點：
一是尹錫悅決策偏好的主觀性。決策者偏好是個體主觀的，不同陣營決策者對相同事件有著不同結果偏好。
意識形態和黨派標簽作為識別和解釋尹錫悅政府決策的重要綫索，意識形態可以通過框定外交政策來限定外交決策過程和對外關係。根據韓國政治特點，政黨判斷外交的理念核心是對美、對北關係的認識態度。④進步派政府側重南北內部和解，堅持“先南北關係，後韓美關係”，主張“和平共商、漸進性發展”；保守派政府則追求外部國際合作，強調“先美韓關係，後南北關係”，提倡韓美日三邊軍事聯合下的對朝威懾。韓國執政黨意識形態偏好決定其對朝認知，進而演化出不同南北狀態性差異，也就是文在寅、尹錫悅同金正恩互動時所呈現的時局差異。
二是尹錫悅戰略決策下的風險偏好。韓國進步派和保守派政府在處理朝核危機上存有分歧，主要體現在是管理分裂國家追求和平，還是通過武力推動國家統一的分歧上。⑤進步派政府金大中、盧武鉉和文在寅選擇“國防自立”和“東北亞平衡者”作為處理朝核危機在內的安全問題角色概念。文在寅提倡以和平為基調，構建“南北命運共同體”，將南北合作置於國際合作之上，尋求建立更為永久和平繁榮的朝鮮半島，體現了對風險規避的戰略偏好。相較之下，尹錫悅保守派政府更偏好國際合作路徑，強調與美國締結軍事聯盟和外部合作來威逼朝鮮，實現以強大武力為後盾的“韓統朝”統一局面。因此，這種“先美韓關係，後南北關係”“先國際合作，後南北合作”“先無核化，後和平體制”的半島政策，體現了尹錫悅對風險尋求的戰略偏好。
三是尹錫悅決策偏好下的安全範式。韓國國家安全戰略可分為保守派政府下的“聯盟—他助—安全”路徑和進步派政府下的“自主—自助—安全”路徑。
進步派政府對朝政策包容體現在金大中的“和解與合作”、盧武鉉的“和平與繁榮”以及文在寅的“朝鮮半島和平機制構建”。文在寅試圖推動朝美關係和解，努力在中美戰略博弈下保持平衡，避免韓國捲入超出核心利益的事務範圍，尋求從同盟關係中獲得更多自由，相對於擴大韓美同盟機制，更傾向於儘早收回韓國自主作戰指揮權，為典型“自助型”安全模式。相應地，保守政府對朝表現為政策施壓，體現在李明博的“戰略互惠原則”、朴槿惠的“朝鮮半島信任進程”及尹錫悅的“大膽計劃”。尹錫悅擯棄了文在寅時期的“安美經中”，放棄了“用中策略”，選擇單方面與美日拉近關係，為典型“他助型”安全模式。
綜上可知，韓國在東北亞和朝鮮半島上的戰略決策偏好可綜合概括為：保守派“親美疏朝、聯日遠華”，進步派“疏美親朝、聯華遠日”。
三、中介變量：尹錫悅決策偏好對東北亞格局的影響層次
為更清晰詮釋韓國決策偏好與東北亞地緣系統相互演進的關係，現依據地緣距離可將中介變量干預層次分為：核心區、緩衝區與外緣區。以“美-朝-韓”為代表的核心區受自變量影響首當其衝；“中-俄-韓-日”構成的緩衝區位於影響傳播的第二梯隊；而處於外圍的“中-美-俄”大國博弈則標志著影響範圍的邊緣圈。對此，尹錫悅決策下東北亞格局漸變態勢圖如下：
［圖1：變量間的因果關係］
（一）尹錫悅決策偏好塑造新“朝—韓—美”內三角結構
韓國受左右政治譜系影響而改變對朝身份認知，進而影響到朝韓關係和韓美同盟，并間接作用於朝美無核化談判，從而形成了“韓—朝—美”小三邊互動。其演化方式如下：
首先，尹錫悅對朝保守決策加劇半島形勢緊張。具體表現為：第一，韓國對朝身份認同“異化”。2022年韓國國防白皮書將“朝鮮政權及軍隊”明確定義為“敵人”，視其為“緊迫且重大威脅”。在2023年9月26日的韓國閱兵式上，尹錫悅宣稱，“韓美同盟已發展成以核力量為基礎的關係，美方戰略武器可隨時出動至朝鮮半島”，并警告“若朝鮮使用核武，則韓美聯盟將進行壓倒性反擊，必導致朝鮮政權終結”，與此同時，作為朝鮮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古巴在2024年2月14日與韓國正式交換外交公函，確立了雙方外交關係。這次韓古建交進一步加深了朝鮮在國際上的孤立，其立足之地越來越小。⑥。第二，朝鮮反擊力度再強化。面對韓美同盟威脅和戰略壓縮，金正恩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會上，宣布了2023年核力量及國防發展改革戰略，核心目標為“大規模生產戰術核武器”及“指數級擴大核彈頭儲備”。與此金正恩在朝鮮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閉幕會上，發表報告稱“美國及其追隨勢力的反朝活動已達到‘史無前例’，正使半島局勢瀕臨更難以預測的危險狀態”，并強調“需重新確定對北南關係及統一政策立場”。金正恩表示，朝韓關係“已不再是‘同族關係’，而是完全之‘敵對關係’”，未來將加快打造壓倒性戰爭應對能力，以做好萬全軍事準備。⑦朝鮮半島重新倒回2017年的“火與怒”。
其次，朝韓對立聚攏韓美軍事同盟合作。在韓美對朝“共敵效應”催化下，韓美粘合程度不斷增加，這體現在兩大層次：一是“振興”與美國雙邊關係。尹錫悅通過恢復韓美同盟正常化合作，擴展其國際作用，增強韓美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經濟和技術聯盟。2022年5月21日，尹錫悅與拜登在首爾會晤時，重申了韓美聯盟向全球全面戰略聯盟轉變。2023年4月26日，韓美發表《華盛頓宣言》，就成立韓美核磋商小組（NCG）、韓美日三邊演習正規化、戰略核潛艇、戰略轟炸機重返半島和升級對韓“延伸威懾”進行磋商。同年8月，美日韓三方首腦在戴維營首次召開會議，共同發表三份“成果文件”，并覆蓋了在軍事、經貿、技術供應鏈和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二是利用美國在國際上的“多方借力”。尹錫悅把韓國外交擴展到朝鮮半島地區以外，通過與其他民主國家縱深合作，將其塑造成一個“全球關鍵國家”。為此并考慮分階段加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芯片四方聯盟（Chip 4）、五眼情報聯盟（FVEY）、北約合作網絡防禦中心（CCDCOE）、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跨太平洋安全合作夥伴協議（CPTTP）等多邊框架。
最後，韓朝惡性循環促使朝美敵對僵化。尹錫悅不復扮演朝美之間對話橋梁，反向借力加大遏制朝鮮步伐。表現如下：
第一，朝美矛盾因韓美聯合軍演升級。尹錫悅通過擴大與美國的模擬演習來增強雙方戰備狀態，亦成為對朝展示威懾意志的方式，韓朝緊張連動朝美敵對態勢升級。2024年3月4日至14日，韓美重啓代號為“自由之盾”年度演習，該演習是繼《板門店宣言》效力部分中止後的首次舉行，規模之大為五年之最，實戰演習場次高達48場，為去年的兩倍。針對這一軍演，朝鮮國防部發出強烈譴責，并認為美國正在進一步升級對其主權國家的軍事威脅，警告立即停止加劇挑釁與造成不穩定的行動，任何行動都可能觸發朝鮮半島的核戰爭導火索。⑧可見，美韓軍演和核導實驗之間的刺激與反刺激，使朝美和朝韓之間形成了“以強對強”和“針鋒相對”的三角惡性循環。
第二，尹錫悅對朝敵視導致朝美接觸無果。2023年12月30日，金正恩在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強調，將“始終堅持與美國和敵人進行強對強、硬碰硬的鬥爭方針，實行高壓、進攻性的超強硬政策”，這一決定似乎是根據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瞄準戰略時機進行“核談判”。⑨而美國近期也表達出就無核化進行討論的意願，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東亞和大洋洲高級主任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在3月4日發言中明確了這一立場，美國準備與朝鮮商討無核化的“中間階段措施”（Interim steps），在全面達成無核化過程中，為核凍結或核削減提供相應的制裁放寬，這是拜登執政以來美國高級官員首次公開表達此類措施的可能性。⑩但尹錫悅在朝美和談中的斡旋角色缺失，導致朝美之間很難單綫聯絡，朝韓關係僵化也間接關閉了朝美無核化談判的大門。
（二）尹錫悅決策偏好塑造新“中—俄—日”三角結構
在尹錫悅決策轉向下，韓國顯然疏遠中俄，轉而與美日締結更為緊密的“軍事聯盟”。韓美同盟強化溢出效應正推動美日韓形成更為堅固的“亞太小北約”，無疑將削弱中俄在東北亞的戰略平衡，逆轉韓中、韓俄關係，并激化俄朝、朝中、中俄三角關係動態，極有可能復活冷戰時代南北三角的對峙結構。⑪其進程演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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