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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發言幽默風趣,引起場下陣陣笑聲(中評社 楊天攝) |
梁文道表示,對於白話文也不乏批評的聲音。很多華文作家在寫作時就會遇到一系列的困難。譬如,使用方言或者海外華語的作家的數量在總人數中所占的比重實在太小,得不到主流評論家的重視。大陸的主流文學評論對港台地區的華文的看法往往就會略帶偏頗。梁文道尤其提到了大陸主流文學評論會批評台灣作家寫作風格“矯揉造作”。他反問,何謂“不矯揉造作”?就是將自己的真實情感直白的表達出來,也就是語言與文字之間有著透明的連接性,作者全身心的表達語言背後所含的意義。這其中的轉換是非常複雜的,亦往往被忽視。在台灣,“文字的物質性”十分重要,而香港的母語並非大陸的普通話,這樣在從語言轉化到文字的過程中出現不同也是難免的。
廖偉棠觀點則有所不同,他認為,本土寫作並不等於方言寫作。作為詩人,他表示,寫作中的本土性正如創作詩歌一樣。詩人在寫詩時,在腦海中有著自己獨特的節奏和音樂性。詩人將這節奏與音符在腦海中說出來,再用筆頭記錄。他以自己為例稱,在寫作中經常是50%是家鄉話,30%廣東話,剩下20%則是普通話。具體使用什麼語言要看具體題材。但這種語言的語音會影響到作者本身的思維和詩歌的構成,進而左右了詩歌的內容。
廖偉棠認為,“華文”這一概念分佈範圍和種類是極其龐大的。儘管華裔人口幾乎遍佈世界,但語言的本質卻並非語言本身,而是語言背後的文化。他舉例說,儘管英語在世界範圍內已然“一統天下”,但單從語言來看,世界上最好的英語作家並不一定是英國人,有可能是位中國移民作家、日本作家或者任何其他國家的英語使用者。
因此,在整個華文的寫作環境中,普通話作為一種強制性的通用語言佔有絕對的優勢,亦使得方言寫作的作家面臨痛苦的抉擇。多數人都選擇了使用普通話來描述極具本地色彩的故事,但少數大師——譬如老舍——也能將方言的色彩完美的融合到了普通話裡,並為廣大民眾所接受。
香港文學的環境則比較有利,香港方面沒有強制推行規範廣東話或普通話,避免了文學與規範的衝突。廖偉棠指出,這種衝突自古以來就有,他接續剛剛日本漢文使用的例子,假名文學興起之後,被冠以“日本人優越性”之美名,合理的本土化了。漢文文學字詞不再作為主流,雖然仍然存在,但已經不再具有當初的決定性地位了。
廖偉棠還表示,香港文學在整體的華文文學中雖處於邊緣地位,並不代表就一定要與所謂的“中原文學”進行抵抗,而應該以邊緣向中心反哺的姿態,利用“邊緣”的影響,讓“中心”的語言的文法產生一系列好的改變,藉此亦可以增添語言的多元化發展。同時,邊緣的文學也可以成為另一個“中心”,一如當初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梁文道亦對現今的香港作品做出了高度的評價,稱香港的一些新一代作家表達了出了一種嶄新的“都市情感”,作品之中的空間感與香港極為相襯,這是一種極好的現象。
幾位作家現場還與書迷們進行互動,回答了書迷們的問題。在被問及普通話讀者應當如何看待以廣東話為載體的作品時,廖偉棠認為,讀者應當將自己代入到作者心中,不要令不同的語言習慣成為隔閡。
香港書展同時亦有舉行書展年度作家陳冠中生平展覽,吸引了眾多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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