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5日電（記者 楊犇堯編譯報道）以色列於1月13日對逝去的前總理沙龍進行國葬，美國副總統拜登，德國外長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等國際政要出席。沙龍曾經發動屠殺，血腥鎮壓巴勒斯坦人，但在擔任總理以後，他推動“單邊行動”計劃，結束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帶長達38年的管制，對此，國際社會予以了普遍的認可。
近日，《紐約客》雜誌刊登巴勒斯坦籍作家拉賈•舍哈德（Raja Shehadeh）的評論文章，文章認為，沙龍晚年推動的“單邊行動”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伎倆，實質目還是要爭奪巴勒斯坦的土地，他的這種做法為繼任者作出了不好的示範。文章編譯如下：
藝術家們喜歡多雲的天氣，光與影微妙的結合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創作空間，而碧空無雲的天氣，就不是最佳的創作時機。溫斯頓•邱吉爾就類似於這些畫家，作為一名軍人出生的的政治領袖，他在戰爭中施展才幹，而當戰爭結束，他又回歸到平靜。
阿里埃勒•沙龍卻是個例外，當和平降臨，這位將領沒有選擇隱退，相反，他去尋覓重燃戰火的時機。
沙龍當然很了解邱吉爾。當英國捲入戰爭的時候，人民選出像丘吉爾這樣的強勢領導人，而當戰爭結束，人民又投票罷免了他的權力。1982年，沙龍主導了貝魯特大屠殺，以色列遭遇史上最激烈的抗議和抨擊，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伊扎爾•卡亨（Yitzhak Berman）領導的調查委員會認定國防部長沙龍對屠殺負責，後者被迫辭職，到此為止，事情就該結束了，沙龍的政治生涯就不該有後續了。然而，沙龍對自己的國家沒有基本的社會願景（social vision），他很清楚，只有戰爭能夠讓他東山再起，因此，當巴以雙方在挪威協商簽訂奧斯陸協議，和平的願景即將達成之際，沙龍立即跳出來反對協議；當他回歸政壇，沙龍又蓄意地在1000名警衛的保護下去聖殿山地區“散步”，闖入圓頂清真寺，挑起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流血暴動。
這些在戰爭中屢立奇功的領導人，是否對和平有過願景？入侵黎巴嫩以前，美國和其他第三方國家斡旋達成的停火協議，輕而易舉就被沙龍戳破了，他以同樣的手腕發起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人的進攻。只要沙龍預感和平會讓他被迫做出政治讓步，他的軍隊就會慣例性地去挑釁哈馬斯，以及其他巴勒斯坦武裝力量，將那些阻止衝突的嘗試通通扼殺在搖籃中。
但是，隨著沙龍漸漸老去，他意識到自己能留下的政治遺產之於個人政治生命會更顯重要，因此他退而求其次，保證能盡可能多的蠶食巴勒斯坦領土。沙龍倡導的“單邊行動”計劃，前提是巴方向以色列屈服、聽從沙龍的指令，且完全無視國際社會在1967年就巴以問題所達成的共識。而在全世界的關注下，沙龍的表現就好像是要做出艱難的妥協，來同咄咄逼人的鄰國爭取和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