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整個亞洲都有一種越發強大的趨勢，即在總統或部長辦公室內設立協調與決策的機構，以此來更好地應對亞洲快速變化的安全環境。其中的原因可謂多樣而複雜。權威與決策更加集中於國家領袖以及他們最為信任的官員身上——這也反映了對24小時不間斷的信息滾動提出了嚴苛的要求與期望——對於制定有效的政策而言，快速反應正變得越發關鍵。在過去的日子中，很多國家在對危機作出反應之前都要等上數天或者數周的時間，同時還不希望遭到媒體的批評與詬病。而及時迅速的反應則利好頗多，集中式的協調至少在理論上為進行快速有效反應創造了潛在的可能。
之後就是政治信任的問題。當前，亞洲的民族主義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與此同時，一個國家的外交表現與其國內的政治支持之間的聯繫也變得愈發緊密。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在海洋安全問題上造成重大事故或失誤，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承受得起越發猖狂的間諜醜聞。另外，就國家的決策層而言，將決策權從有時難以理解——且常常難以信任的——機構或者部門中收回，也是一種不小的誘惑。決策層在許多外交與國防的政治問題上，可能都不可避免地要謹慎小心。另外，在一些政府部門中，許多人在被雇傭的時候，組織都不知道他們存有何種政治偏見以及有什麼樣的盟友——在危機時刻這些都會成為無法預料的因素。領導人們至少想要能夠在一個職責更加明確與集中的環境裡，同他們的最為信任的心腹們探討種種複雜的問題。
而國家安全委員會則可以讓領導人們與他們最為信任的幕僚們聚在一起商議他們的決定，而這些決定可能會在國內或者國際上引發重大分歧。同時這也是中央行政機關對於其它政府部門的一種自然的官僚政治的反應。
另外，促使亞洲國家建立國安會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美國。據1947年國家安全保障法（National Security Act），美國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但在肯尼迪政府執政以前，美國國安會並沒有起到什麼重大的作用。但是，近幾年來，在共和黨與民主黨總統的領導下，美國國安會已經承擔了更為重大的責任，它不僅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更大的框架，還親自參與到執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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