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種解決的途徑是，中日兩國可以私下裡達成某種共識，承認爭議的存在。但這種共識不一定要告知公眾。表面上兩國政府可以對民眾說，我們承認兩國之間存在差異，但我們現在正在討論一些危機管控的問題，以此來緩解釣魚島緊張。
歷史問題觸及日本社會根本 短期難內以解決
鍾偉倫指出，對日本而言，歷史問題就應該“不用再去糾結了（done in dust）”。日本的年輕人對歷史也沒有太多的認識。歷史學家、作家伊恩•布魯馬（Ian Buruma，曾著有《面具下的日本人：解讀日本文化的真相》與《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等書）曾在書中記敘了日本青少年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情形——博物館中陳列了很多當前日軍在華犯下的罪行，前來參觀的日本青少年感到十分震驚，因為他們在日本幾乎沒有了解過這些事情。“當日本的青少年去更多地了解歷史的時候，這個國家就越會開始修正自己的錯誤，”鍾偉倫說。
在戰後道歉的問題上，很多分析家一直在對比日本和德國的做法。德國一直都承認自己的戰爭罪行，並設法彌補其犯下的錯誤。鍾偉倫表示，在他看來，日本的想法就是：我已經道過很多次歉了，1993年我們有就慰安婦罪行道歉的“河野談話”，1995年我們有就戰爭罪行道歉的“村山談話”，我們也通過亞洲婦女基金會進行了慰安婦的賠款，那還要我們怎麼樣？
對此，鍾偉倫指出，日本首先應該做的就是高階官員不要再對歷史妄加評論。其次，日本應該繼續道歉，直到人民認為它的歉意是發自內心的（from within），是有誠意的，而這也是中國民眾所期待的。但對於現在的日本政府來說是不太可能的。鍾偉倫也例舉了願意緩和中日關係的日本領導人，例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
“鳩山由紀夫是為數不多的幾個願意為修復中日關係而作出承諾的日本首相。但他一些其它的政策就有點不切實際了，包括一些呼籲友愛，建立亞洲共同體的提議——但為了建立這個共同體，日本需要修復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我完全贊同這個的觀點，我也相信中國確實也接受了他的提議，但這對安倍政權來說是很難實現的，”鍾偉倫說。
鍾偉倫解釋道，首先，就日本的執政黨自民黨來說，為什麼安倍的自民黨不能用更開闊的思維來處理歷史問題？因為在他們的選民當中，很多家庭都在戰爭中喪失了親人。出於選情的考慮，自民黨也要在歷史問題上仔細斟酌。另外，歷史問題其實也觸及到了日本社會極為深層的地方。鍾偉倫說，有一次，他問一位退休的日本外交官：對日本領導人來說，為什麼道歉，向世人展示日本的懊悔會那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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