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匯豐銀行前任CEO）的著作《不情願的麥斯特：德國的過去是如何塑造其在歐洲的未來（Reluctan Meister：How Germany’s Past is Shaping its European Future）》則是最近對德國的論述頗有深度的出版物之一。書中深刻對比了德國和日本的情況有多麼地不同。對此，《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昆廷•皮爾（Quentin Peel）撰文評價說德國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向它的歷史妥協：“對於它的所有缺點而言，它的贖罪要比其它大多數人類記憶中血腥殘暴的國家要深刻得多。”
儘管日本也數次作出誠摯的官方道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1995年的“村山談話”），但其並沒有抓住要領。這些自由的言論被右翼修正主義的聲音所淹沒，日本也沒法真正地向歷史妥協。而且，日本喜歡釋放粗暴的言論以及參拜靖國神社，這確實都會導致情況的惡化——如此一來，日本對於戰爭的反思就看起來十分虛偽。
在這些粗暴的言論中，最令人感到驚訝的當屬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否認有過南京大屠殺。如果柏林市長說出類似的話，例如否認奧斯維辛，那麼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就會上街抗議並要求他立馬辭職。
在日本情況也並非總是如此。1960年代中後期，嘗試反思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在二戰中為何會如此殘暴正是日本知識界和文學界的一大主題。像丸山真男（Masao Maruyama）、加騰周一（Kato Shuichi）這樣的學者以及一些當代小說家，包括大岡升平（Ooka Shohei）、遠藤周作（Shusaku Endo）、大佛次郎（Jiro Osaragi）等人，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都鮮活地揭示了這一主題，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比擬格拉斯及其它德國作家。
但到了1980年代，這些反詰歷史的火焰似乎都消失殆盡了。右翼修正主義綁架了歷史。其荒誕的結果就展示在臨近靖國神社的遊就館戰爭博物館（Yūshūkan War Museum）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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