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9日電／柯文哲前日一番語出驚人的“台灣的律師世代應該結束了”，引發綠營大震撼。可能是為了緩和緊張氣氛，避免流失民進黨支持者的選票，及刺激作為“律師世代”重要成員之一的蘇貞昌，而反悔將其納入民進黨台北市長初選“一階段民調”，昨日又連忙轉口說是“泛指一種性格和政治文化，非指涉特定個人及世代”。
新華澳報今天發表富權的文章說，其實，無論是“一種性格和政治文化”，還是“特定個人和世代”，都是民進黨的“歷史傳統”及特質體現。因此，柯文哲的“律師世代應該結束”，及其“一種性格和政治文化”和“特定個人及世代”的內涵，不啻是否定了民進黨的歷史，及曾經以至是現在仍然支撐起整個民進黨運作的幾位“天王”。雖然此說有讓年輕一代上位的正面積極意義，但卻是難以被廣大民進黨員及其支持者所認受。
實際上，“律師世代”是民進黨的濫觴及重要組成人員。在“兩蔣”時期，台灣地區的官吏位子主要是由外省籍精英所壟斷，而為了延續他們的統治地位，往往又鼓勵其子弟修讀政治、法律、外交、軍事等學科，因而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泛藍傑出人物多是由這幾類學科出身。而本土人士眼看自己及其子弟難以進入政壇上層，無論是家庭富有者還是家境清貧者，為了讓自己的後代能豐衣足食，往往就希望自己的子第修讀法律、醫學和會計等專業，以利他們畢業後考取律師、醫師及會計師等職業資格。確實，這“三師”職業在台灣地區是中產以上階層的主要標誌，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因而女性也以“嫁三師”為榮耀。由於他們是在政治體制之外，因而多參與或同情“黨外”活動。民進黨成立時的“十人創黨小組”和“十八人創黨小組”的成員，就大多數“三師”尤其是律師，後來“三師”更成為民進黨從政人員的主要來源，或是主要支持者。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都是律師出身，柯建銘等則是醫師出身。另外，此前以扶輪社為載體，近年以北、南、中、東社形式出現的“獨派”團體的主要成員，也都是以“三師”為主。
具體到律師而言，正式站在“黨外”活動的第一戰，並因此而成為民進黨主要成員的，是以“美麗島軍法大審”為重要標誌，一群三四十歲的中青年律師，雖知明知根本不可能幫到案中被告，但也甘冒將會遭受政治迫害的危險，挺身而出義務為被告們進行辯護。其中黃信介的辯護律師是陳水扁、鄭慶隆；施明德的辯論律師是鄭勝助、尤清；張俊宏的辯護律師是尤清、郭吉仁；姚嘉文的辯護律師是謝長廷、蘇貞昌；林義雄的辯護律師是江鵬堅，張政雄；呂秀蓮的辯論律師是呂傳勝（也是呂秀蓮的哥哥）、鄭冠禮；陳菊的辯論師律是高瑞錚、張火源；林弘宣的辯護律師是張俊雄、李勝雄。
在上述十五名辯護律師中，江鵬堅、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後來都曾出任過民進黨主席，張俊雄在陳水扁兼任黨主席時的民進黨秘書長，實質上承擔起“代理主席”的責任；而陳水扁更是當選“總統”，張俊雄、謝長廷、蘇貞昌出任過“行政院長”。另外，鄭勝助、尤清等人也曾是民進黨的骨幹成員或“創黨成員”，並參與了民進黨的創黨活動。
順道說一句，在眾被告中，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等，也曾任過民進黨主席或代理主席，呂秀蓮還曾當選“副總統”。而陳菊則直到現在，任是民進黨中常委及高雄市長。
文章指出，民進黨內的“政治山頭”，說了是現在人們所熟知的各個派系之外，就是世代政治現象。包括“美麗島世代”、“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海外“台獨”世代，及“學運世代”。民進黨內的第一次權力鬥爭，就是發生在“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與“美麗島世代”之間。當一九九四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後，挾著豐沛的人氣與資源，向“美麗島世代”展開奪權鬥爭，直接鬥垮了許信良，施明德黯然離開了民進黨權利中心，黃信介、張俊宏、姚嘉文等也鬱鬱不得志。此後，就是“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的“世界”，除陳水扁沐猴而冠之外，謝長廷、蘇貞昌、張俊雄等都曾“各領風騷”若干年，直至現在蘇貞昌、謝長廷仍在為“最高大位”積極陰影汲汲營營。
而柯文哲則不屬於上述黨內“四大世代”中的任何一種，因此他堅拒加入民進黨，除了是出於要充分利用民眾厭倦藍綠惡鬥的心理，扮演“第三勢力”的角色，以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的選舉策略之外，恐怕也是與他要利用自己在泛綠陣營中，“不群不派”的政治背景，以表達自己的“超然地位”有關。不過，他作為醫師，卻又具有民進黨或所延伸的泛綠支持者“三師”的特質。
當然，柯文哲的“律師世代應該結束”之說，也有其現實意義所指，就是他參加台北市長選舉在泛綠陣營內部主要對手顧立雄，雖然並未參加過為“美麗島大審”案中被告的辯護活動，但卻也是律師，並曾當過陳水扁的“御用大律師”。
柯文哲叫喊“律師世代應該結束”，似是要像當年“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驅趕“美麗島世代”難以，將以蘇貞昌、謝長廷為代表的“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趕出歷史舞台，而由他所代表的新一代“非典型世代”“當家”。這是否能獲得一直未能“上位”的“學運世代”的響應？不得而知。不過，從主要是由“學運世代”而聚攏成立的“新潮流系”對柯文哲表現冷淡的情況看，可能他此舉將難以如願，正所謂“得罪人多，稱呼人少”。
至於柯文哲所指的“律師性格和政治文化”，也是有所指，那就是陳水扁在台上時，社會輿論所批評的他所表現出來的“律師性格”：一是死不認輸，輸打贏要；二是機智巧詐，反應快捷，言詞銳利；三是容易妥協，反復多變，陳水扁本人更是總結出了“衝突、妥協、進步”的“鬥爭三部曲”。 也就是說，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這類律師，將其在法庭辯護所形成的“職業病”，也帶進了政治舞台上來。
在陳水扁“垂範”之下，“律師性格”成為當時的貶義詞，律師特考的作文題就是《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東吳大學也曾將“律師性格”列為研究選題。就此而言，柯文哲“泛指一種性格和政治文化，非指涉特定個人及世代”之說，在客觀上卻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這是民進黨的“三言書”，當然是不利民進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