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共同點在於都很注重對日據時期多重現代性的梳理、感知和辨證，而“殖民現代性”等多重現代性的複雜辨證則成為近期日據台灣文學研究最重要的學術交鋒命題。
不過，90年代以來的學術轉型以及第三空間的出現意味著日據台灣研究的細化和深化，但學術轉型不能以殖民批判的犧牲為代價，也並不意味著轉型後的研究必然能超克論述背後的意識形態操縱，更不能保證這樣的研究就必然意味著學術的進步。
將“皇民文學”轉換或收編為“台灣民族主義”， 不僅與其台獨理念就有著難以分割的關聯，實際上也放逐或削弱了殖民批判，而其學術創新意圖亦因論述邏輯的混亂反而走向了學術的倒退。根本上看，“台灣民族主義”論只是“皇民化運動”和“皇民文學”的一種美學修辭，而且這一論述與島內90年代以來極端本土論者的台灣民族虛構意識形態之間客觀上也形成了一種密切的呼應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