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特首之超然，體現在哪裡？
田飛龍：第一，特首在央港之間是憲制上的“超級聯繫人”，地位與作用超越特區內常規的任何一個管治機構；第二，特首享有的是決策性的行政權（executive power），而不是一般行政權範疇內的管理性行政權（administrative power），三權中的“行政”指的是後者；第三，特首之超然性主要體現於行政立法，而不是行政司法領域；第四，這是一種法內的相對超然地位，不能僭越基本法之領地；第五，特首權力之超然性不能排除香港管治中立法、民主與司法獨立的自主性價值及其對特首的制衡性；第六，特首在“法下”的最重要憲制保障在於中央的監督，為此需要完善中央任命與監督特首施政行為的制度機制。
中評社：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聲明中“特首行為受法院司法複核制衡，在《基本法》內亦不能被理解為凌駕於香港法律之上”之說，同“特首有超然於三權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是否矛盾？
田飛龍：並不矛盾。基於《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規定，特首有優越於三權之上的權力，並不等於可以凌駕於三權或法律之上。如果特首超越了《基本法》和本地法律行使權力，即使有超然的地位依然不能豁免其法律責任。香港的司法獨立意味著法院有權對特首的行為作出司法複核，判斷其是否符合《基本法》。
中評社：如何看待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會的公開信？如何理解他們所代表的觀點？
田飛龍：公開信沒有正確完整理解特首身份的雙重性。這份聲明基本代表泛民的意見，反映出中央與泛民兩種完全不同的期望。泛民期望香港未來能通過普選和高度自治實現完全的三權分立，中央則希望通過行政主導協調平衡香港內部的三權，實現對港的有效管制。
中評社：張曉明主任希望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田飛龍：中央近來認為過往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產生了惡果，縱容了香港政治生態和社會運動的本地化發展，導致中央對港的調控、港府施政能力、行政主導受到挑戰。自去年發表《白皮書》以來，中央希望以《基本法》再教育、重樹《基本法》權威為突破口，規範央港關係政治基礎，張曉明的講話也是其中的一部份。
從現實看，《基本法》再教育面臨難題，香港社會已經有普通法大律師對其作出解釋，並通過普通法的自由主義原則固化成系統，而相應一國兩制本位的官方《基本法》法理學還欠缺足夠的論述。未來需要兩者的對話、互動和整合，從更高層次建構與規劃治港的法理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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