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敏康認為，旺角事件與“佔中”有明顯不同。後者有比較明確的政治訴求，社會上持同情態度者不少，法官在判案時考慮政治因素，以初犯、學生是為了公益等理由輕判。旺角暴亂中，鬧事者並無明確的訴求，政治因素少，暴力因素明顯，社會基本都持批評態度，因此判案中法官顧慮因素會少些。
旺角事件後，法院很快對37人提起控告，很快又將所有人保釋。對“暴亂罪”該不該被保釋，是否可以僅以少量金錢就回歸社會，是否應該僅以一種罪名、而非以多項控罪起訴，顧敏康持有保留態度。他表示，刑事法學講究“罪罰相等”，如果暴力犯罪後只需要付出很少代價，刑罰的威懾力必然不足，暴力犯罪容易捲土重來。
他也指出，年輕人挑戰道德底線，攪渾“對錯之分”，為了表達立場、爭取所謂民主自由，就認暴力傷人、衝擊政府機構、公開鼓吹“港獨”為合理，應是自詡“法治社會”的香港所不接受的。
泛民或出現分裂
佔領運動之後，香港成立了不少極右組織，有份參與旺角暴亂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甚至參加2月28日新界東議員補選。另一方面，溫和派的湯家驊在政改失敗後辭去議員，並成立中間派智庫“民主思路”。這是否暗示泛民分裂，原有的政壇格局會發生變化？
顧敏康表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經過佔中和政改，激進派認定傳統路線不起任何作用，兩派矛盾不可調和，香港存在分成三陣營的可能，建制派可順勢做一些調整，令溫和派更溫和、與中央的溝通更暢通。
他也表示，香港擁有不同聲音，擁有與內地不同的表達訴求方式，未必是壞事。如果失去這種特色，香港“一國兩制”的意義會大打折扣。如果“噪聲”太大，衍生出街頭暴力而不斷越過法律底線，則社會繁榮必然受到影響，也必須遏制。
他指出，上述矛盾是對應香港現行體制的“一體兩面”，對其中的一面不用完全壓制，對另外一面則不能放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