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逸認為，“傳媒操弄”固然是回歸後愈演愈烈的事，如某些大報會公然用多天的頭版進行政治動員，這在世界“絕無僅有”。但“傳媒操弄”是“冰山”一角，底下的深層才是需要研究的，某些大報紙質銷量雖然一路下降，可網上點擊卻一路攀升，幾乎6個港人中就有一人參與到這種“荒謬”之中。“為什麼他們甘於受操弄？”
他親身觀察到教育香港教育界一些例子，如某知名中學辯論賽上，學生竟然會說“1982年中共無恥走數中英《南京條約》”，於史實完全不符，立場更荒腔走板，現場除他之外卻“無一人反駁”；再如中學的牆報上，推薦的關於中國大陸的書籍，“無一本是正面的，全是批判”。
他覺得“冰山”在這兩方面，第一是移民的，他梳理1841年以後港人的心態轉變，從漢人、中國人、儒家意識，逐漸多出“香港意識、香港優越論”，對殖民者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其中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與內地人員不再自由往來，對港人中國意識的淡化有致命影響。
另一方面是港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統治方法的轉變，包括封閉邊境、統一使用廣府話和英語作為教育語言，打壓了如客家等鄉土語言，更重要是在教育上，他們以“教育條例”“資助則例”影響學校的自由，本來教育包德育、智育、美育，但港英要把港人訓練成不太深思的“器”，“器”就是“工具”，五十年代，港英的教育重視智育、割裂學科、重視實用，中學把公民科改為經濟與公眾事務，小學則把德育和有關人文學科，如歷史、地理合併到社會一科中。中國歷史的命運最慘，1952年，《中文科檢討委員會報告書》肯定中國文化（包括中國語文、歷史），但不能鼓吹民族自負（意指民族自豪感）和仇外（意指反殖、反帝國主義）。往後就把歷史“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和“去處境化”（decontexuatlization），把初小和中小歷史科取消，中學只保留初中歷史為必讀科。
邱逸還提到曾經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表示作為香港人，聽了這一政策，“心理會不太舒服”，然而回歸以後，中央政府成了主人，希望香港好，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反而是美國，因此有不少人明白了“佔領運動”的實質。另一方面，這也說明，香港長期以來，都是“工具性”作用的宿命。
他最後分享了一組調查數據。在對約100名40歲上下人士的調查中，60％表示對內地“無感”，“有感”的40％之中，15％對內地持反感態度，10％認為尚可，持較為積極態度的僅有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