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那麼回歸前後出現了什麼樣的改變？
凌友詩：事情在回歸前後大約十年間發生了變化。首先，是文化人的老去和傳統報業的式微，在台灣接受大學教育歸來的文化人和部勢力逐漸占據文化界、傳媒界。其次是，英國政府逐漸藉由制度的改變而瓦解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比如把東華三院、保良局等士紳慈善機構歸由社會福利署統一資助和管理，降低了華人士紳的能動性；在新界引入雙村長制，使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各選一村長，衝淡了原居民族長的影響力；大力推動區議會直選，培養政客，為社會塑造無國族意識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新價值觀。
不過，最為嚴重的是回歸後特區政府教育政策的失誤。本可培養民族意識、歷史意識、文化意識的中文科和中國歷史科，遭到了破壞；通識教育科也進行得不得要領。故而，給予人們“回歸後國民教育不進反退”的觀感。
中評社：我們確實注意到，回歸之後高中生中選修中國歷史的越來越少，當前約6萬名升讀高中的學生中，只有13%在高中修讀中國歷史。並且中途退修不少，真正修到高三畢業的，不足10%。該科目面臨“亡科”，這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凌友詩：2000年的課程改革以及2009年的新高中課程，使得初中階段的中史分崩離析，高中階段面臨倒閉關門。中史的學習要有“超越性”、“完整性”和“一貫性”，服膺於歷史教學本身的規律，完整無跳躍性的陳述，切忌碎片化、“他者”化。
2000年以前，除了極少數的幾間職業學校，本港幾乎所有初中都設有三年一貫、獨立的中國歷史科。2000年的課程改革，初中學科實行“綜合化”，中史與世界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歸並到“綜合人文科”中。即便有的初中仍然把中史科保留為獨立科目，可是教時減少，不能三年一貫，學生學得很少。另外一點值得關注的是，不以單獨成科的形式教授，或者不能三年一貫制教授的學校，多數是名校，如私立教會學校或政府津貼學校。
高中階段中國歷史面臨更嚴峻的問題。2000年的課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學制的改革，從原來的“5＋2”變成了世界通用的“3＋3”，二是課程改革。原來的升學考試中，必考是中文、英文、數學三科，另外再選4到7科，所以許多理科生也會選擇中國歷史；改革後，必考科目多了通識教育，自選課目降為2到3科，中國歷史被選中的幾率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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