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林傑說，2016年，美韓為強化韓美同盟關係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可以說是政治安全因素影響人文交流的代表性案例。因為薩德系統的部署嚴重損害到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中國政府表示堅決反對。中韓政府在薩德問題上截然相反的立場使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受到嚴重挑戰。上述政治安全因素很快影響到中韓兩國的人文交流，導致中國赴韓旅遊人數急劇下滑，一些文化交流與合作項目被取消或推遲。
牛林傑表示，在政治安全領域，中韓關係確實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如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韓美同盟關係的矛盾、中韓關係與中朝友好關係的均衡等。這些因素大多都不是中韓之間的雙邊問題，而是與第三方有關。因此，正確處理好這些涉及第三方的政治安全問題，避免矛盾激化，不僅事關中韓關係發展的大局，也有利於兩國人文交流的穩定發展。
第二，歷史文化認知因素。牛林傑認為，歷史文化認知是影響中韓人文交流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中韓兩國毗鄰而居，回顧歷史，中韓友好佳話俯拾即是。從東渡求仙來到濟州島的徐福，到金身坐化九華山的新羅王子金喬覺；從在唐朝求學為官的“東國儒宗”崔致遠，到東渡高麗、開創孔子後裔半島一脈的孔紹；從在中國各地輾轉27年的韓國獨立元勛金九，到出生於韓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作曲者鄭律成……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濟的傳統源遠流長。共同的歷史記憶為增進中韓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認知、相互理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中韓兩國在一些歷史問題上存在的不同認識，如對高句麗歷史、朝鮮戰爭、傳統文化等的認識，有時也會成為兩國民間爭論的熱點，進而影響兩國正常的人文交流。包括渤海國、高句麗國歷史在內等東北亞歷史問題就其本身的性質而言是一個學術性問題，中韓兩國在這個問題上曾發生過衝突。特別是韓國學術界和網民反映強烈，韓國民間的對華友好認知度直線下降，嚴重影響到了兩國關係以及人文交流的發展。
中韓民間對於諸如中醫、漢字、印刷術、端午節等兩國共同的文化遺產也存在認知的差異，甚至在這些文化遺產的申遺方面出現矛盾和衝突。其實，東亞共同的文化傳統應該是中韓兩國增進文化認同的積極因素，而不是相反。只要我們擺脫國家民族主義的思考範式，從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視角去觀察，上述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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