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韓建交28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不斷擴大，韓國民眾對當代中國快速崛起的心理認知與接受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中韓相互認知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對兩國人文交流產生了負面影響，有待兩國政府和媒體積極作為，盡快化解。
第三，媒體的負面報道。牛林傑指出，長期以來，韓國媒體的涉華報道存在明顯的偏向和誤導，助長了韓國民眾對中國人的嫌惡情緒。通過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中韓國民之間缺乏信任和理解仍是兩國關係的一個薄弱環節。其中，韓國媒體的涉華負面報道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效應。據統計，在全球媒體涉華報道中，對華負面報道比例最高的國家是韓國。新冠疫情期間，歐洲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53個調查對象國家和地區中，只有美國、韓國、日本的民眾不認可中國的抗疫工作，認為美國的抗疫工作比中國做得好。
第四，人文交流的質量。牛林傑表示，人文交流是不同國家民眾之間增進友好認知的重要途徑。一般來講，兩國民眾之間的往來越頻繁，參與的人員越多，兩國民眾之間的友好認知度就會越高。中韓人文交流單就人員往來的數量來講可以說是規模龐大，但龐大的交流規模並沒有給兩國民眾帶來預期的“認可與好感”，每當遇到政治安全或歷史文化領域的突發事件，兩國民眾的好感度往往會出現大幅度波動。在中韓關係因韓國部署薩德而陷入低谷之際，韓國人對華好感度甚至一度低於日本。在留學生交流方面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儘管中韓互為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但留學生的素質及教育質量仍存在很多問題。
牛林傑認為，今後中韓人文交流不能僅僅追求數量，更應該關注質的提升；不能過於追求國際教育產業的經濟效益，而忽視了社會效益。必須通過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性安排，切實推進中韓人文交流的全面發展。
牛林傑指出，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應進一步加深中韓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在歷史、文化等領域加強交流和對話，減少誤解，避免衝突，做好鄰居、好夥伴。中韓兩國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給予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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