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6日電／今年是甲午馬年，正是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打下的烙印，難以磨滅。不幸的是，當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的時候，中日關係正經歷著建交40年後的一次令人痛苦的倒退。個中因緣，值得今天的人們深深總結。痛定思痛，應對120年前的甲午戰爭歷史作出檢討，算作歷史與未來的對話。
戰爭勝敗實屬必然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120年來各方面人士有不同的解讀。這裡依據歷史事實，做出一些分析。
第一，中日兩國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是評估戰爭勝敗的基礎性因素。中國原是封建社會，在鴉片戰爭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雖然在19世紀60年代開展了洋務運動，但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只可與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而改革效果尚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大力開展“殖產興業”，不僅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而且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迅速發展為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
第二，國內經濟政治實力不同。甲午戰爭前，日本已形成全國統一市場，頒布了憲法，召開了國會，建立了以天皇為核心的高度集權的中央統治機構，政府大臣大多曾留學歐洲或赴歐美各國考察。日本還建立了新式陸海軍，新式陸軍加上預備役部隊擁有近30萬人。雙方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實力相差甚大，軍備實力中國不如日本，這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
第三，對戰爭的準備情況不同。日本要發動這場侵朝、侵華戰爭，經過了幾代人的準備，設計了多種實施方案。單是對敵情的調查，就極其細致，周到詳實。情報人員足跡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福州、廈門、湖南、陝西、四川以及東北各地。一些後來在日本政壇擔任要職的人都曾赴華調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樺山資紀等。反之，清政府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情況缺乏了解，對日本“征韓”、“征清”的圖謀未曾研究。
第四，日本建立舉國一致的戰爭體制，包括軍事、政治、後勤、外交都分別有周到安排。清政府在戰爭初起時則驚慌失措，各大臣意見相左，主戰、主和爭論不休。李鴻章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處在應戰的指導地位，但在應對方略和調兵遣將等問題上均需奏請，常遇掣肘，難以迅速形成決策。有人說，李鴻章以一人敵日本一國，雖然語帶誇張，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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